作者：王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学院教授）；马菲（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18期

导 读：

本文从新闻生产和新闻消费两个角度出发进行梳理，整合散落在新闻编辑部搬迁、新闻网、用户新闻、新闻消费场景、移动化等讨论中的空间性意涵，发掘 “新闻空间性”概念的多重面向。

时间（time）和空间（space）是构成社会存在的两个基本维度，同样也是形塑新闻传播面貌的两种重要力量，因而时间性（temporality）和空间性（spatiality）成为新闻业的两种基本属性和新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新闻时间性的研究占据着更重要的地位。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不断发展而带来的时间观念变化，在探讨传统媒体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新闻与时间的关系做出比较深入的观察与阐释[1][2][3][4]，而对空间性视角的新闻学研究开掘不足，尤其是在国内的新闻学研究中，空间维度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均有深入探讨的潜力。

空间的存在及其对新闻的影响不容忽视。空间不仅仅是地理学意义上的客观存在，还是一种研究视角和话语维度，是容纳和反映社会关系的容器。大多数事件发生在同一时间、不同空间，以时间为唯一向量的线性叙事是对叙事完整性的舍弃，仅从时间维度出发展开的新闻学研究也难以呈现新闻业在整个社会中的完整面貌、难以解释实践中所可能遇到的新闻现象和问题，因而从空间的维度对一些研究问题进行开拓，引入空间化视角去理解新媒体环境下传统新闻业的现实处境，对新媒体和新闻生产的研究有积极启示和意义。[5]

在既有新闻学研究的范畴内，学者们对新闻空间性概念的研究散落在新闻线索网络、受众消费场景、新闻编辑部等各种空间因素之中，这些具体而微的讨论拓宽了新闻空间性这一概念的理解和解释范围，可以说，空间性贯穿了新闻生产与新闻消费的全过程。

本文从空间维度出发，对新闻生产与新闻消费中的空间性概念进行耙梳和再审视，分析空间在新闻生产与消费中的主要内涵，并对空间中的尺度和权力关系进行探讨。

新闻生产空间：迁移、“共在”与新呈现

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列斐伏尔在20世纪60年代末对资本主义的城市空间开展了研究。他打破了传统城市社会学对空间的分析观点，把空间作为研究的实体性概念，指出社会性是空间的本质属性。[6]列斐伏尔空间概念的核心是“空间生产”，即每个社会都有与其适应的生产方式，而同样的，生产方式有其对应的空间生产。[7]在新闻生产的范畴内，新闻同样与空间相勾连，建构和生产着自己的空间类型，包括新闻线索的获取空间（在何地获得新闻线索）、新闻稿件的撰写空间（新闻编辑室）等。[8]而随着新技术和新平台的出现，新闻生产经历了从组织化向社会化的转型过程。[9]在对这场新闻生产变革的观照之中，空间是一个重要的落脚点。将编辑场所、生产主体、媒介技术以及新闻产品等要素在空间的意义上通联起来，能够对新闻生产变革的动因、现象与意义进行深入挖掘。[10]

空间是地方、场所、方位等实在客体的集合与交汇，对空间的哲学和社会学考察都建立在实体空间存在的基础之上。物理空间是空间的首要部分，在新闻生产的社会化转向过程中，伴有物理空间转移的现象，主要是新闻编辑部的迁移。

传统的新闻编辑部一般是位于城市的中心位置的“地标式建筑”，与政府部门、银行等公共建筑相媲美，地理位置和建筑形象极具影响力，也赋予了新闻工作者一种“社会公器”的自豪感。而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传统报纸行业的衰落，原本占据着重要地理位置的报业机构开始重置其生存的空间场所。“美国的A.H.贝罗集团（A.H. Belo）、先锋集团（Advance）、甘乃特报业（Gannet）、考克斯报业集团（Cox）等大大小小的报业集团都在出售他们的办公大楼”，传统新闻媒体涌现出一股编辑部卖掉老办公楼、打造全新融合媒体编辑部格局的“搬迁”浪潮。[11]哥伦比亚大学TOW数字研究中心发布了研究报告《移动编辑部：后工业时代新闻的空间与地点》，从新闻业为应对现代化挑战而产生的空间变化入手，探究实体空间的转变如何影响新闻业的数字化进程以及实体空间与数字空间的关系。报告指出，新闻生产地理空间迁移的原因一方面是经济上的，即出于削减开支、转换不动产收益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创建对数字环境更敏感的工作流程（后工业化的而非工业化的），重塑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率。[12]而新闻生产物理空间另一角度的研究来自对传媒产制的关注。传媒组织在地理上的聚集或分散是一种空间现象，同时作为典型的知识型组织，传媒产业的集聚能够推动形成一种地理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之间的新的空间景观——“灰空间”。[13]城市中的灰空间是高密度的信息与知识活动场景，其依附于特定的物理地点而存在，既不像虚拟空间那样难以触摸，又不像实体空间一样固化，因而具有兼容性的特征，是信息时代的重要知识增长单元。

新闻编辑部的稳固方位和结构被瓦解是对物理空间的再次选择，同时也是对新闻生产坐标和传媒组织社会形象、社会关系的再次定义。传媒地理位置与城市空间景观之间的互动关系则体现了新闻与空间在实体意义上的紧密联系，传媒组织塑造着地理空间的形象和文化，空间也日益成为影响传媒组织的核心力量。

20世纪70年代，塔奇曼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新闻与空间的关系，将空间维度引入了新闻生产研究的范畴。她在《做新闻：对现实建构的一项研究》一书中指出，一个事件必须和特定的地区关联起来之后才能成为新闻，也就是说，没有提供可证实发生地的新闻被认为是“非事件”的。因此，早期报纸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对中心场所的依赖性，报纸依赖信息交换的社会中心位置（如海港、邮政局、杂货店等）进行信息采集[14]，早期报纸的信息数量也就较少。大众化报纸出现后，为了适应新闻素材竞争加剧的状况，记者开始“跑新闻”，新闻采集出现集中化趋势，塔奇曼就此提出新闻线索采集“新闻网”（news net）的概念。新闻网是一种由“相互交织的细网格 （通讯员）、拉伸强度(记者)和钢链（通讯社）”[15]组成的新闻线索获取网络，也是一种框架，将所有可能的新闻网罗其中，让新闻事件在某些地方而不是其他地方发生。它对外以地域为界、以中心城市为锚地，按照不同地区的情况确定编辑部的部门划分和人力调配（如条线记者、驻外记者、通讯员等），对内则设置各地分支机构和内部不同部门，等级分明、边界有定。[16]“新闻网”对新闻组织具有重要的意义，与“空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借助这一层联系，塔奇曼继续讨论了新闻生产如何在物理和社会空间中进行组织，即网撒向何方、网眼结在何处的问题。

在塔奇曼的叙述中，新闻线索获取的主体是专业记者，受众只能被动地“等待”新闻发生，二者所处的空间不发生重叠，所扮演的角色泾渭分明。此外，通过新闻之于捕鱼、新闻网之于渔网的类比手法和“捕鱼”这一隐喻，新闻网的特征被十分清晰地阐述出来，即专业媒体对新闻的捕获能力取决于网格的密度和网线的拉伸强度，彼时的新闻网是为“捕大鱼”而准备的。而在今天，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新闻网”不再能够概括新闻线索获取空间的全部特征。新闻线索来源不仅依靠报社设在各地的记者站及通讯员，网络平台上由受众所生产的内容也成为重要的新闻线索，由于社会各阶层的广泛的受众群体都充当了新闻线索发现者、提供者、生产者的角色，“捕大鱼”也不再是新闻线索的唯一衡量标准，每个个体都能够从“网眼”中发出声音。新冠疫情期间，用户新闻异军突起，每个用户都被赋予大众传播的力量。各种叙事都并置在公共空间中，在一个无边无际的流动的空间中此起彼伏，前呼后拥，同声共享[17]，无数普通人的讲述通过数字媒体碎片化地弥漫式地传播开来，引发了公众的共鸣，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专业媒体“新闻网”的编织结构。[18]

总之，新闻生产主体的地理空间边界消融，借助智能终端，新媒体语境下的受众已经能够“参与”和“体验”到新闻的发生中来，成为数字时代“新闻网”中的一个节点。新媒介技术以空间的形式介入新闻生产实践中，打通了新闻生产与受众、与社会之间的壁垒，把一切社会要素纳入了一个“共在”的空间范畴。新闻线索获取不再受空间的禁锢，新闻的内容和意义变得格外生动。[19]曾经的新闻网“给社会生活设置某种秩序”[20]，“全世界都在说”的环境下，用户新闻崛起冲击甚至斩断了“新闻网”的网线，新闻文本的迭代和新闻意义的再生产使得社会生活的秩序正在悄悄重塑。[21]

新闻消费空间：流动、在线与“场景”

当下，随着移动技术的发展，新闻消费的场所和可能性不断发生变化，受众也因此有着不同的消费体验，在关于二者如何相互适应的讨论中，“空间转向”（spatial turn）是一个有意义的理解范畴。[22]聚焦空间转向这一概念，Peters关注新闻消费与空间之间的密切联系。[23]他认为，尽管学术界对新闻空间领域的研究是缺失的，但是在相关研究中仍然可以找到至少隐含空间的两条研究线索。第一条线索是新媒体环境下新闻的新发展（如公民新闻等）如何开辟了互动、交流的传播空间，另一条关注新闻空间的线索则从经济角度审视新媒体对新闻业的影响。这两条线索的关注重心都是新闻的制作、内容或记者的意图，而非受众的实际接受和体验。

在数字技术改变了受众的新闻消费方式这一点上，研究者取得了普遍共识，但随之而来的研究往往脱离了受众的角色和视角，而更多关注新闻业如何适应新媒体环境下的变化。

新闻消费如何塑造新闻传播的空间？或者相反，不同的空间如何影响我们消费新闻？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被关于新媒体的发展如何影响新闻的速度和惯例的考虑所取代。随着我们从大众媒体时代转向个体化的数字消费实践，受众新闻消费研究正变得更加重要，而要了解受众在当代如何与新闻业互动，空间视角是一个比较清晰的观察角度，因为在当下，随着移动终端的出现和发展，新闻消费不仅仅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更成为我们在特定地方所做的事情。正如Peters所说的：“如果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24小时新闻革命改变了观众与新闻业的时间关系，那么2000年以后的无线革命则改变了他们对新闻的空间体验。”[24]空间是一个连接位置（location）、场所（local）和地方感（sense of place）的有意义的点。位置是指空间中具有一组特定的坐标的绝对地理位置，场所是一个地方看起来的样子，是社会关系的可见的、有形的物质环境，地方感则更加模糊，是一个地方唤起的感觉和情感。[25]现在，新闻消费的移动性和多平台特征使得新闻不再和固定的位置、场所、地方感相关联。

互联网、移动媒体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新闻使用中的空间性面貌，终端设备跟随个人的特性使得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随时随地消费新闻。过去只属于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的“卫生间”和“床上”这样的空间，已经被移动终端所占据。“伴随”也是移动终端使用情境的一个典型特征。移动终端往往伴随着交通工具、伴随着吃饭，甚至伴随着工作与学习。[26]新闻消费“不受电线和电缆的束缚”，摆脱了以前受到严格的时空限制。[27] Sheller十分具有洞察力地指出了这种移动新闻消费的特点，报纸时代，人们也可以随身携带报纸进行阅读，而移动的报纸阅读与当前的在线移动新闻消费实践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人们对时空的感知方式发生了变化，“新闻的广泛传播重新定位了我们对自己所处位置的理解，我们与谁联系在一起，以及我们目前的实际状态是什么。换句话说，新闻的当下性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当下的新感觉”[28]。

另外，新闻的使用变得无处不在，又使得受众可以同时和持续地体验多个空间。受众能够通过移动设备在社交网站、聚合网站、传统媒体网站等之间不断往返，多平台消费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不同的空间联系起来，打造出了混合空间（hybrid space）。新闻消费在本质上变得越来越具有参与性或社会性[29]，呈现出永远在线（always-on）的特点，能够“在当下语境中拥抱遥远语境”[30]。

我们进行新闻消费的方式塑造了我们的社会空间，新闻消费空间对于受众如何体验新闻至关重要，而社会空间越来越与“媒体空间”密不可分[31]，呈现出空间媒介化与媒介空间化的趋势。[32]将“空间思维”应用于当代的数字化新闻消费，可以看到新闻消费既具有移动性，又促进了流动性，与受众的日常空间实践密切相关，因而将新闻消费置于受众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研究是重要的。[33]Dimmick等人证明，人们使用移动新闻技术初期的浪漫和兴奋感可能正在慢慢让位于矛盾和常规，移动新闻消费往往发生在日常计划和常规活动的“间隙”。[34]Peters对此做出解释，指出日常生活之中包含着无聊与神秘之间的张力，能够使不合常规的例外被感觉上合理化并且随着时间流逝不断变得平凡。[35]这一悖论使我们能够从以受众为中心的角度思考新媒体带来的变化，并与Heinderyckx所称的技术的“数字附魔”（digital enchantment）[36]相类比，即当我们初次接触数字技术时，会感觉其上有一些激动人心、富有魔力的东西。然而Heinderyckx提醒我们，这只是技术发展的速度过于快速而令人不知所措，带来了“技术附魔”效应，让我们感到新奇。

快速发展的新技术让当今的新闻消费者从在空间上固定的“大众”逐步发展成为无数分散在个人空间的“个体”，能够在越来越多的新闻平台之间进行选择。新闻消费的范式改变是有目共睹的，即新闻消费的空间实践正在转变为越来越融合的移动实践。

新闻空间中的尺度与权力

尺度是一个复杂而高度抽象的名词，它表达了许多不同种类的比例关系，空间中的尺度概念与地理规模有关，涉及地方、区域、国家、全球或者城市、农村的概念序列。它是存在于物理结构力量和人类媒介的行为之间紧张关系的偶然结果。[37]

在新闻学研究中，研究者将地理尺度内的具体问题与关于变化过程或意义模式的更大问题联系起来[38]，研究兴趣通常集中在全球化的发展及其如何改变新闻生产过程方面，即着眼于全球公共领域的传播。有研究认为，新媒体技术倾向于进一步制造固有的空间分割，这显示了跨国新闻机构的文化帝国主义，不是一种积极、民主的新闻传播形态[39]，正如Norris所指出的，在全球数字鸿沟（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接入）、社会鸿沟（国家内部信息贫富之间的鸿沟）和民主鸿沟（使用数字工具进行公民参与的人与不使用数字工具的人之间的鸿沟）的层面上存在差异。[40]

从全球化视角、技术能力、数字网络所有权及其可能的影响等宏观角度对尺度进行探讨，可以观察到新闻传播空间中全球化与地方化、普遍化与个别化、同质化与差异化二律并存的文化语境。而从受众的角度出发，观照受众新闻使用行为如何在不同的实践中体现，对尺度的考虑则指向当代空间关联的多样性：新闻使用行为实际发生的、伴随着社会空间特征的事实上的“可绘制”地理位置；新闻故事本身包含的尺度和地理层级；交流结构中不同的空间层次；以及个人对世界的总体定位……对尺度的探讨让我们看到了由交流互动而形成的各种各样的空间考虑。移动通信的兴起使这一过程更加复杂。

空间中散布着意识形态，尺度问题还与空间和政治问题密切相关。正如列斐伏尔强调“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作为一种“空间”的新闻编辑部不仅被社会关系所塑造，而且生产着某种社会关系，这些关系内化为传统新闻业的组织文化与生产惯习。[41]通过公共和私人领域以及全球和地方领域的融合，意识形态问题发展起来。

空间无时不在（everydayness）、无处不在（everywhereness），人类日常生活和实践的空间场所有很强的社会性，而如果我们认同空间是社会建构的，并且我们居住在其中，那么空间将是政治性的。因此我们必须认清，空间是如何被用来向我们隐瞒后果，权力关系和规则是如何被嵌入社会生活的空间性之中，人类的地理空间是如何被政治和意识形态填充的。[42]新闻消费的社区（communities）是新闻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Peters指出，社区不仅是一个方位词，也是一个政治词，对新闻消费者和从业者都会产生影响。[43]一个人所消费的新闻“内容丛”（the constellation of media）是公共空间以及一个人可以面向的公民空间所决定的。Banaji和Cammaerts对欧洲青年的研究指出，那些来自权力链条中处于弱势地位社区的人，如果看到自己的文化空间在新闻中被污名化，通常也更有可能对新闻持负面看法。[44]Dickens等人对英国无偿社区记者的做法和动机展开研究，发现正是对当地新闻报道的不满促使他们中的许多人从事新闻工作。[45]

权力的隐性关系在新闻空间中得到编码，与权力（power）概念相关的是空间的自主性（autonomy）。Wilson和Lindsey对比了场域（fields）和生态（ecologies）两种理论方法在空间研究中的应用，指出相比于场域理论的研究，生态理论的研究者倾向于认为系统的长期平衡比权力更重要，空间领域越是自治，就越能容纳规范和意识形态的话语，以及更广泛的政治经济权力的替代物——例如关于新闻在民主治理、道德或艺术意义上的作用的话语。[46]

Falkheimer和Jansson出版了《传播地理学：媒介研究的空间转向》一书，集结了关于传播地理学的讨论，将空间这一理论资源引入新闻传播学研究之中，断言当代文化和社会的短暂特征要求媒体研究发生空间转变。[47]书中的多个章节都展开了空间与意识形态和政治层面的讨论，Richard强调了一种批判性观点，即如何通过交流来表现和合法化地缘政治话语。Inka Salovaara-Moring分析了如何使用空间隐喻构建“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边界。Johan 则讨论了公共空间的商业化，并指出了这一过程是如何与空间力量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的。

结 语

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在其所著的《互动仪式链》一书中提出“互动仪式链”理论。物理空间的互动双方身体的共同在场是互动仪式链必不可少的一环，受众通过新闻消费而产生的与新闻的互动也是如此。但是随着当下互联网的发展，受众“在场”的形式发生了独特的变化，虚拟在场打破了物理限制，构成了互动仪式链中独特的先决条件。新闻用户可以通过互联网，在一个“共在”的空间里进行情感的传输与交流，职业空间与受众空间发生重叠，新闻消费空间也呈现出赛博化的趋势。

有研究者以社会活动为落脚点考察网络、物理、社会三个空间组成的三元空间并且指出，基于社会空间内信息的流动为网络空间的更大规模的信息传播奠定了基础，基于社交媒体的网络空间的互动为物理空间的集体行动提供了准备和预演。[48]线上与线下的互动与交流活动显示了新闻空间的另一个趋势：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相互缠绕。

新技术带来了空间的重叠与缠绕，也对空间进行着消灭与再造。研究者指出了电子媒介所制造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这一拟态幻象。[49]新技术的产生和应用改变了原本物理空间的面貌，也重构了人们对空间的感觉。马歇尔·麦克卢汉预言和构想了“部落村”的出现，即电子媒介在新闻生产过程中扩大了信息的传播范围，改变了人们对空间的感知，把人们生存的空间压缩成一个“弹丸之地”，带来“再部落化”的发展。今天，“部落村”的构想已经成为现实，人们对空间的既有认知发生改变，地球村从比喻变成了接近于现实的白描。

追求速度与即时的新闻传播压缩或消灭了物理空间，同时建构起不同的社会空间和虚拟空间[50]，基于人们的心理认知，新技术再造了新闻生产的“技术空间”以完成新闻的呈现。如AR和VR技术能够生动、逼真地再现新闻场景，在新闻的发生场景中重新构建新闻表达、呈现和阐释的空间，满足受众沉浸式的体验。此外，Goggin、Martin和Dwyer 注意到了“定位新闻”（locative news）带来的可能性。定位新闻是一种组织、调节和理解空间的新方式，重点在于位置感知，依托于对空间地图平台和工具的广泛使用，“提供地理相关的内容，增强参与者与给定地点的联系”[51]，实现位置、寻路和远程位置的可视化。通过受众的移动设备屏幕或者可穿戴设备，叠加信息和叙述来增强地理位置的现实意义，最常见的形式是使用图像识别软件来触发对视频、幻灯片或购物平台的无线访问。

“定位新闻”与彭兰教授所指出的“空间信息流”[52]具有相似的意蕴。空间信息流即在特定的地理位置上产生或者与某一特定空间有关的所有信息的汇聚，是信息流的新模式。理解空间信息流的影响是寻找移动互联网时代新的内容架构方向的起点，也显示了一种通过技术空间实现新闻生产和新闻消费之间紧密联系的趋势，这需要我们对空间与新闻的关系及其发展可能性赋予更广阔的想象力。

本文回顾了既有研究中关于新闻的空间性的讨论，从新闻生产和新闻消费两部分的框架出发，对新闻编辑部搬迁、新闻网、用户新闻、新闻消费场景、移动化等相关主题的研究内容进行了考察。总体来看，国外已经有比较多的关于空间、地理与媒介关系的相关研究，但主要关注传播学领域[53]；在国内，空间性还没有成为媒介与传播领域主导性的系统性的研究对象或研究视角，而是隐匿在对各种具体议题的讨论之中，需要进一步发掘和充实。对于新闻业来讲，空间性的研究尤为值得深耕。一方面，从新闻业与传播技术的关系看，由于其在泛信息传播行业中较早地建制化、专业化、产业化，无论实体空间还是虚拟空间都与新闻业形成了制度性的相互嵌套，新闻业态又与信息传播技术的更迭密切相关，因此在研究组织层面的新闻生产变革和产业/行业层面的媒体融合等主流议题时都不能缺乏空间之维的探讨[54][55][56]。另一方面，从新闻业与中国社会的关系看，新闻业在城市发展和社会转型中具有独特的空间革新价值，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从媒体机构自身场所在城市中的凸显，到媒体居间及激活带动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设施、服务在全社会浸润扩散，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交互也引发了关于自主性和治理的新意涵[57][58]。总体来说，新闻空间性概念得到的重视尚且不足，对新闻传播中的空间之维在其角色、意涵、作用机制、政策启示等方面还需要系统性地开掘，对于新闻生产、新闻分发、新闻使用中（时间与）空间的构型（configuration）如何演化特别是在移动化智能化场景中的新实践还需要深入考察。所谓“空间转向”对新闻学而言并不仅是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意义层面相对抽象的观念革新和思维游戏，对于一个实践性很强的职业和因应其发展而来的学科来说，更指向具象的新闻传播活动和新闻传播场景，要充分有效地开掘新闻空间性，就需要在研究理念、视角、路径和方法方面迈出自觉而坚实的步伐。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123”金课——专业核心课建设项目“新闻理论”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白红义.因时而作：新闻时间性的再考察[J].国际新闻界，2018(06):46-67.

[2]卞冬磊.再论媒介时间:电子媒介时间观之存在、影响与反思[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01):50-55+111.

[3]邵培仁，黄庆.媒介时间论——针对媒介时间观念的研究[J].当代传播,2009(03):21-24.

[4]王海燕，范吉琛.新闻的时间性变迁:生产、文本与消费[J].新闻记者,2018(10):70-76.

[5][41]张志安，束开荣.新媒体与新闻生产研究:语境、范式与问题[J].新闻记者,2015(12):29-37.

[6]赵罗英.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论及其启示[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5):36-38.

[7]刘先颖.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理论述评[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2.

[8][10][49]赵红勋.新媒体语境下新闻生产的空间实践[J].新闻界,2018(07):38-44+96.

[9]张志安.新闻生产的变革:从组织化向社会化——以微博如何影响调查性报道为视角的研究[J].新闻记者,2011(03):42-47.

[11]陶文静.搬迁:后工业时代新闻生产的空间与地点[J].新闻记者,2014(08):3-15.

[12]Usher N. Moving the newsroom: Post-industrial news spaces and places[R]. Columbia: Tow Center, 2014.

[13]王斌.灰空间与传媒产制的集聚[J].国际新闻界，2007(09):59-63.

[14][16][20]盖伊·塔奇曼.做新闻[M].麻争旗. 徐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42，45-48，47.

[15]李红涛.塔克曼到底在说什么?经典迻译的语境与《做新闻》中译本的误译[J].国际新闻界,2018(06):22-45.

[17]黄旦，李暄.从业态转向社会形态:媒介融合再理解[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01):13-20.

[18]周海燕.亲历者口述:从个体叙事到社会行动[J].探索与争鸣，2020(04):244-251+292.

[19]何镇飚，王润.新媒体时空观与社会变化:时空思想史的视角[J].国际新闻界,2014(05):33-47.

[21]刘鹏.“全世界都在说”：新冠疫情中的用户新闻生产研究[J].国际新闻界，2020(09):62-84.

[22]Withers C W J. Place and the" spatial turn" in geography and in history[J].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2009，70(4): 637-658.

[23][24][33]Peters C. Journalism to go: The changing spaces of news consumption[J]. Journalism studies，2012，13(5-6): 695-705.

[25]Cresswell T. Place[M]//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human geography. Elsevier，2009: 169-177.

[26][52]彭兰.场景:移动时代媒体的新要素[J].新闻记者，2015(03):20-27.

[27]Hemment D. The mobile effect[J]. Convergence, 2005, 11(2): 32-40.

[28]Sheller M. News now: Interface，ambience, flow, and the disruptive spatio-temporalities of mobile news media[M]//The Places and Spaces of News Audiences. Routledge, 2018: 24-38.

[29]Picone I，Courtois C, Paulussen S. When news is everywhere: Understanding participation, cross-mediality and mobility in journalism from a radical user perspective[J]. Journalism practice, 2015, 9(1): 35-49.

[30][35][43]Peters C. Spaces and places of news consumption[M]//The Sage handbook of digital journalism，Sage Publications，2016: 354-369.

[31][38]Couldry N, McCarthy A. Media Space: Place, scale and culture in a media age[M]. Routledge, 2004.

[32]李彬,关琮严.空间媒介化与媒介空间化——论媒介进化及其研究的空间转向[J].国际新闻界,2012(05):38-42.

[34]Dimmick J, Feaster J C, Hoplamazian G J. News in the interstices: The niches of mobile media in space and time[J]. New media & society, 2011, 13(1): 23-39.

[36]Heinderyckx F. Reclaiming the high ground in the age of onlinement[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4, 64(6): 999-1014.

[37]Marston S A.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ale[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0, 24(2): 219-242.

[39]Cottle S.Journalism and globalization[M]//The Handbook of Journalism Studies，Routledge，2009: 341-356.

[40]Norris P. Digital divide: Civic engagement, information poverty, and the Internet worldwid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42]Soja E W.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M]. Verso, 1989.

[44]Banaji S, Cammaerts B. Citizens of nowhere land: Youth and news consumption in Europe[J]. Journalism Studies, 2015, 16(1): 115-132.

[45]Dickens L, Couldry N, Fotopoulou A. News in the community? Investigating emerging inter-local spaces of news production/consumption[M]//The Places and Spaces of News Audiences. Routledge, 2018: 109-126.

[46] Lowrey W, Sherrill L. Fields and ecologies: Meso-level spatial approaches and the study of journalistic change[J]. Communication Theory, 2020, 30(3): 247-267.

[47]Jansson A, Falkheimer J. Geographies of communication: The spatial turn in media studies[M]. Nordicom, University of Gothenburg, 2006.

[48]杨银娟，柳士顺.三元空间场域中的邻避运动:以珠三角X镇的危废中心为例[J].国际新闻界,2020(09):43-61.

[50]梁旭艳.场景传播: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传播新变革[J].出版发行研究,2015(07):53-56.

[51]Goggin G, Martin F, Dwyer T. Locative news: Mobile media, place informatics, and digital news[M]//The Places and Spaces of News Audiences. Routledge, 2018: 53-71.

[53]王斌.从技术逻辑到实践逻辑:媒介演化的空间历程与媒介研究的空间转向[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03):58-67+112.

[54]王斌.链与网:媒介竞争和媒介生产的视角切换[J].国际新闻界，2009(08):96-100.

[55]王斌.从多元主体到参与式网络:媒介生产的空间扩散[J].新闻大学,2011(02):89-93.

[56]王斌.空间变革:嵌入地域发展的传媒产业集群[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6):116-119.

[57]王斌.地方新闻、社区信息化和传播自主性——传播与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分析框架[J].国际新闻界,2010(10):51-57.

[58]王斌.深入开掘社区传播的治理之维[J].青年记者，2021(18):9-12.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王斌,马菲.生产与消费：新闻空间性研究的基础面向[J].青年记者,2023(18):1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