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上赵德发先生的长篇小说《大海风》，我从书橱里找出康·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这是一本关于作家劳动的札记，其中有一篇叫《碑铭》的随笔，碑铭是：“纪念那所有死在海上和将要死在海上的人们”。

这悲壮的句子，戳人心窝，从40年前第一眼看到，我就一直刻印在脑海里。而赵德发先生转身向海的这部作品，也传递出一种悲壮：从背对海洋，到向海图强；一言难尽，却又意味深长。

这位以《缱绻与决绝》《君子梦》《青烟或白雾》等著作深扎乡土的作家，自《经山海》开始，完成了一次“转身”。这恰如巴乌斯托夫斯基所言：“不给人的视力增添一点点敏锐，就算不得作家。”赵德发看到的，绝非浪漫主义的蔚蓝画布，而是命运的暗涌、生计的战场、人性的复杂，是一代代人无法挣脱又深情依恋的精神背景。他写的不仅是渔民躯体的颠簸之苦，更是他们的灵魂在时代风浪中，如渔船般承受传统与现代的“缱绻与决绝”。遵从内心的召唤，赵德发把对土地的眷恋投向一望无际的大海，这也是使命的驱使。

书中人物邢昭衍，不同于固守土地的封大脚，也异于仅知置地产的父亲。礼贤书院的中西灌溉，让他的人生有别于前辈。变卖祖田打造“义兴号”，是以农耕积累为抵押，叩响现代性的大门；而最终的沉船抗倭，那“毁家纾难”的决绝，又暗合了士大夫“舍生取义”的情怀。他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却又有着永不被欺凌的梦想，他是传统中国在近代化浪潮中踉跄前行的缩影。

赵德发先生将“仁义礼智信”铸成邢昭衍的精神骨骼。他救助盲眼船老大、宽恕背叛的堂弟、自建灯塔惠泽乡里……在列强倾轧的乱世，其商贾身份宛若一层保护色，内里跃动的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人之心。他与张謇式的“实业救国”遥相呼应，每一步选择都超越了简单的实业功利。他引进西方技术以图自强，却无力掌控文明嫁接带来的伦理震荡。“建造—毁灭”的循环，何尝不是近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艰难跋涉的隐喻？

小说物象丰盈，内涵深刻。“船”不仅是邢昭衍的事业基础，更是中国在现代化浪潮中艰难前行的象征。而他筹资建造的“灯塔”，本意为航船引路，却意外指引了女儿杏花的私奔，这既象征着文明进步带来的希望，也暗喻着其带来的冲击与阵痛。这些隐喻将人物的个人经历提升到了关于民族、文明和人类命运的哲学思考层面。而“血网”防腐蚀工艺、正月祭海仪式、造船的“对斧”仪式等大量经过考证的海洋民俗与生产细节，不仅让故事背景无比真实，更重要的是，它们通过人物的日常劳作和行为方式，巧妙地展现了时代的风貌和地域文化的精髓，使人物有了根脉。

《大海风》中的女性角色不只是情节的陪衬。从连名字都没有、命运悲苦的邢昭衍母亲“吴氏”，到主动求婚的梭子、为爱执着的篣子、独立自主的翟蕙，再到为自由付出代价的杏花，她们共同构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女性群像图。这些角色以其各自的方式反抗着时代的枷锁，她们的命运轨迹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情感层次和社会内涵，使其不仅仅是男性的创业史诗，也是一曲关于女性坚韧与觉醒的赞歌。

“大海风”，这“风”既是自然之力，更是时代思潮与命运之荡。邢昭衍的创业史，便是一部民族资本在全球化初潮中的挣扎史。最终，那悲壮的沉没，将“动”与“静”的矛盾推至极致：船队沉入永恒的静寂，而它所象征的民族精神，却在那一刻迸发出最夺目的光华。

如果说《缱绻与决绝》写的是土地的静——沉静、压抑乃至窒息的寂静，那么《大海风》写的便是海洋的动——流动、躁动、不可遏制的涌动。这“动”，正是现代性最核心的印记。赵德发先生为自己设立的目标“海立云垂、惊心动魄、汪洋恣肆、饱满圆融”，在这部作品中已然达成。

邢昭衍的悲壮，不在于船沉人散的结局，而在于明知前路是惊涛与毁灭，仍选择扬帆。这种不向困难屈服，不向障碍退缩的决绝姿态，正是我们民族穿越千年惊涛的“压舱石”。合上书页，那碑铭上的文字，仿佛也镌刻下了他的名字——纪念所有死在海上，和那些即便预见死亡，依然选择驶向深蓝的灵魂。

（大众新闻记者 逄春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