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西游记》，让玄奘的“唐三藏”之名家喻户晓。其实，“三藏法师”是唐朝皇帝赐给高僧的一种崇高封号，在武则天时代，还有一位官方认证的“三藏法师”，他就是山东籍的义净。义净见证并记录了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的真实面貌，被誉为“海上丝路求法第一人”，为后世留下丰厚的精神财富。

海上求法“唐三藏”，武则天亲迎东门外

公元7世纪，佛教在中国盛行。少年出家的义净，立志要前往佛教圣地印度，求取真经。公元671年，他经广州搭乘商船出海，开启了传奇之旅。义净穿越南海、印度洋，历经艰险，最终抵达印度。他在印度求法停留了12年，此后又专程前往南海诸国游学多年。

在海外的25年间，义净游历了30余国，取回400余部、合50万颂佛经，还带回金刚坐佛真容一铺，舍利300粒。公元695年，义净回到洛阳时，已经年过六旬。武则天亲自排驾率百官迎接于东门外，其礼遇之隆盛，超过了玄奘归国仅由宰相派人迎接的规模。武则天还赐义净“三藏法师”尊号，并奉他为国师。此后，义净在洛阳、长安等地的寺院翻译佛经，共译出经论107部、428卷。著名的陕西西安小雁塔，就是当年义净译经场地大荐福寺的标志性建筑。

义净不仅倾心于翻译，对梵汉翻译理论也有研究。他将“印度拼音法”首次引入我国，编成中国第一部具有梵语字典性质的《梵语千字文》，其中包含995个常用的梵字，流传并使用至今。义净还学习、融合中国和印度的医学知识，翻译《佛说疗痔病经》等体现印度医学思想的经文，这在中印两国医学交流史上影响深远。

漫漫求法路上，义净目睹了南海的惊涛骇浪，也领略了沿途各国的风土人情。他撰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以独特的编排手法与结构，真实记录了盛唐初期西域求法僧的情况，为研究初唐的中印关系、中印佛教历史、中印之间的交通，以及南海方面的情况提供了重要史料。他撰写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则详细介绍了印度佛教状况、戒律仪轨、寺院生活。

这两部著作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国界。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教授王邦维介绍：“东南亚国家的发展是多元文化、多种民族促进的结果，但东南亚各国本身没有留下成文的历史资料，从事相关研究要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里寻找。”所以，义净的这两部著作备受国际学者关注，被译成法文、英文、日文等文字出版。

长清四禅寺：修行的起点，真身归处

值得一提的是，义净是山东人。他的家乡齐州山茌，即今济南市长清区张夏街道，有四禅寺遗址和义净寺。

四禅寺原名土窟寺，历史悠久，唐朝时颇为兴盛。义净七岁时在此出家，这里是他修行的起点。前往海外求法之前，义净曾专程回到这里与恩师见面。北宋时期，时任齐州掌书记的苏辙赴泰山春游，曾专程拜谒四禅寺并赋诗凭吊。金石学家、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也曾到访此地，他的著作《金石录》收录了寺中所存的唐中宗为义净撰写的《唐中兴圣教序》碑文。

如今，四禅寺遗址留存有一座经幢、一座石钟亭、一座义净法师真身塔。

沿着土屋村的小路前行，便来到了四禅寺遗址。由于年代久远，古寺早已不在，遗址部分区域一度作为村小学使用，现存的黄墙红顶的平房，就是原来的校舍。

小广场上，经幢、石钟亭格外引人注目。经幢高约4米，虽历经千年沧桑，幢顶幢身加上基座还在，整体结构保存良好。幢身是八角形石柱，立在莲花座上，其下是三级基座。再仔细观察，石柱身上可见密密麻麻的经文。石钟亭结构稳定，简约而不失大气，只是大钟早已不在。几米之外，高大的古树带来阵阵清凉。据记载，四禅寺曾有“五柏三槐”的景观，眼前这数人才能合抱的柏树正是其中的遗存。

由此北眺，义净真身塔就在半山腰处，由于植被遮挡，爬上山才能看见真容。这是一座方形单层结构的石塔，锥形屋顶和高耸的塔刹尤其醒目，形似著名的柳埠四门塔，显示出唐塔意蕴。有趣的是，这座塔的西南两面是墙，其余两面直接依山而建，既节省材料又格外稳固，可谓独具匠心。真身塔整体保存完好，近年曾进行修缮，如今成为缅怀义净的重要遗迹。

坐落于张夏通明山的义净寺，则是当代唯一以义净命名的寺庙。沿着盘山路行至尽头，就来到了高大的山门前。义净寺依山而建，坐东朝西，环境清幽。拾级而上，殿堂楼馆井然有序，每一处建筑都承载着岁月的沉淀与信仰的力量。据了解，义净寺以千年古刹双泉庵遗址为基础，2007年起重建，2017年全面竣工，占地40余亩，设施完善。

中轴线两侧，义净大师纪念馆与文化讲堂相映成趣，守护着先贤的精神遗产。“寺中还设立了相关学术研究机构，长期开展义净文化保护整理研究工作，开展多层次学术研讨会和海内外学术交流活动，已成为全球义净文化的研究中心。”山东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济南义净寺住持常净法师介绍。

作为山东人，义净对故土有着深厚感情。“78岁时，他罹患重病，希望能落叶归根，可惜得到唐睿宗批准时，身体已经无法承受舟车劳顿之苦，未能如愿。在遗书中，他专门叮嘱‘齐州孤妹诸亲眷族，并言好住’，再次表达了对家乡亲人的挂念。”常净法师表示，为了尊重义净的意愿，公元713年，他在长安去世后，部分遗骸、舍利运回家乡供奉，这就是现存的四禅寺真身塔的来历。

马来西亚义净登岸纪念牌揭牌

海上丝绸之路先行者，南海有座“义净礁”

在中国对外交通史上，僧人占有重要的地位。历史上三位著名的求法高僧中，东晋法显是走陆路前往，经海路回国；唐朝玄奘是从陆路往返；只有义净是经由海路往返，且在南海中穿行。他的经停地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所以义净是公认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先行者。

除了是先行者、记录者，义净之行还具有风向标意义。王邦维认为，唐代海路发达起来，可以义净取海路赴印度一事为代表，“从义净这个时期开始，海路就逐渐成为主要的通道”。为纪念义净的特殊贡献，1983年，我国专门将南沙群岛的一处岛礁命名为“义净礁”。

在唐朝，中国通往印度的路线至少有四条：西北道、西南道、吐蕃道、南海道。其中，前三条均为陆路，为什么义净要“不走寻常路”呢？这是因为，唐初吐蕃强盛，一度成为唐王朝的强敌，并在一段时期内对唐朝与西域诸国间的交通造成了阻碍，导致西北陆路时断时续。而此时，随着航海技术的成熟，南海海上交通已是繁荣通畅。

王邦维指出，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未隔两旬，果之佛逝”的记录可以知道，自广州至室利佛逝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大约20天至1个月便到。由此前往末罗瑜国（赤道附近)，又大致需15天。再经15天，便可到羯荼国（今马来西亚吉打州）。向北航行10天，可到裸人国（今孟加拉湾东部尼科巴群岛）。此后朝西北行半月，便能到达耽摩立底国，此地是当时东印度最重要的一处海港所在地，在今恒河口附近。可见，自广州到印度总计约80天，在当时可谓非常快捷。如果用好冬夏季风，最快一年内便可往返中印。相比之下，唐时西北陆路仍以驼马为主要交通工具，费时弥久。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李海霞注意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了唐初40余年间去往东南亚和印度游历求法的61位僧人，其中有30余人选择由海路去往印度。此后，中外商人僧人往来不断，形成了南海交通的第一次高潮。

义净等人的选择，经由著作传播对后世影响深远。“9世纪阿拉伯商人从伊拉克、阿曼出发前往中国时，在经过孟加拉湾之后，多沿用义净等人的线路，这是僧人航海家对世界航海史的巨大贡献。”李海霞表示。

时至今日，对于义净的认识还在不断深化。近期，义净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座谈会在济南召开，海内外专家学者围绕义净对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贡献及当代价值等开展座谈交流，提出许多真知灼见。“下一步，将依托义净国际研究院、义净文化交流中心等，深入挖掘义净文化内涵、讲好义净故事，同时密切与东南亚各国的交流合作，赓续千年友谊。”常净法师表示。

（大众新闻记者 张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