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月枝（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主任，本刊学术顾问）；王欣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管晓会（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5年第6期

导 读：

本文以四家拉美本土知华友华媒体为分析样本,分析其传播动因、运行机制与现实挑战，发现其中国叙事出于拉美社会对多元信息、真实世界认知与替代性发展道路的主动需求，体现出超越“工具性”外宣逻辑的主体性表达，凸显了全球南方社会对中国经验的关注与价值共鸣。因此，中国对外传播应在提升“自塑”能力的同时，识别并支持来自全球南方的建设性“他塑”力量，推动建立基于平等互信的认知与传播共同体。

一、引言

2025年5月1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宣布中方同拉方将携手启动包括文明工程与民心工程在内的五大工程，共谋发展振兴，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1]。在当前全球局势动荡、中美博弈激烈的背景下，中拉关系在构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推动国际秩序多极化方面的重要性尤为凸显。与此同时，面对复杂多元的国际舆论环境和外部势力的干扰，提升对拉传播效能、消除偏见误解、促进民心相通与文明互鉴，已成为深化中拉合作的关键议题。近年来，中国主流媒体在拉美地区积极拓展传播网络，但受限于中拉之间在地理、文化与制度背景方面的差异，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自塑”效果有待进一步提升。

在此背景下，由拉美本土西语媒体人自发创立的知华友华媒体凸显出独特价值。比起中国媒体“自塑”力量在拉美语境的“水土不服”，本土友华媒体具有先天传播优势，呈现出构建积极中国形象的重要“他塑”潜能。然而，学界与业界对这一关键主体及其深层传播逻辑的关注与研究仍较为缺乏。2024年1月至2月，笔者团队赴阿根廷与智利开展田野调研，实地访谈涵盖拉美主流媒体记者、知华友华媒体创始人与撰稿人、拉努斯国立大学“当代中国研究”硕士项目师生、阿根廷共产党宣传负责人以及中国驻拉媒体记者与本地员工等共25人，并在此后一年持续进行追踪观察与补充访谈。本文以四家具有代表性的知华友华媒体为分析样本——阿根廷《当代》（Dangdai）杂志、智利合作社电台“中国现象”（Efecto China）栏目、阿根廷“中国之路”（La Ruta China）新闻网以及“汉语爱好者”（Sinófilos）播客，从其创立背景、传播动因、运营模式、实际成效与当下挑战出发，探讨其对中拉传播及全球南方传播共同体建设的意义与启示，并提出充分发挥知华友华媒体“他塑”潜能的建议路径。

二、当前中国主流媒体对拉传播的现实挑战

近年来，中国媒体持续加大在拉美地区的传播布局与内容建设，整体传播能力不断提升，但拉美受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仍存在一定路径偏差。笔者团队于2024年6月至7月面向智利高校学生开展问卷调查，共收到来自18所高校的136份有效样本，结果显示高达66.2%的受访者（90人）从未通过中国主流媒体获取关于中国的信息。与此同时，当地部分右翼主流媒体对华报道中负面倾向明显。上述现象表明，中国媒体在拉美的传播以及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面临一定的现实挑战，具体可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美西方深度渗透拉美传媒体系。长期以来，美西方国家通过开办、投资、收购等方式深度嵌入拉美媒体的资本结构[2]，而在报道信源、新闻框架、组织结构等方面，拉美媒体也深受美西方国家影响[3]。研究发现，阿根廷《号角报》、墨西哥《宇宙报》、智利《至上报》、秘鲁《商报》等拉美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共二十大”时，半数以上采用了国外信源，且基本都出自埃菲社、法新社、美联社、BBC等欧美主流媒体[4]。“中国之路”新闻网创始人Sebastian Schulz也指出，由于阿根廷主流媒体并未在中国设驻记者，通常依赖路透社、CNN等机构提供涉华新闻，而这些报道往往带有明显的亲美倾向，难以真实反映中国现状。

（二）西方平台对中国官方信息的限制。西方主流平台通过算法推荐与限流等机制，对来自中国的官方信息设置了诸多限制影响了其在国际传播空间的可见度。阿根廷国际事务专家Eduardo Vior指出：“自俄乌冲突以来，西方公司在信息传播上实施了更严格的审查制度，尤其在谷歌网络中，几乎难以获取来自中国官方的消息。”相较于俄罗斯、伊朗等国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拥有一定数量的活跃个人传播账号和由个人运营的优质账号，中国在相关平台上的非官方声音仍较为稀缺，这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多元传播路径的拓展。此外，左翼相关内容也面临西方平台规则的压制。以阿根廷共产党为例，其在社交媒体上的宣传活动常遭遇限流，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相关的内容往往被算法系统边缘化。

（三）传播内容与受众期待之间的适配度有待提升。多名受访的拉美媒体人指出，中国主流媒体对拉传播的方式与拉美民众的阅读需求存在一定错位：在议题选择上，官方政策宣介占比较大，对拉美受众兴趣的回应不足；在叙事方式上，部分报道仍沿用“照登讲话全文”的传统模式，难以满足当下受众对信息解读、背景分析与互动表达的需求。已有研究表明，拉美媒体在报道中国春节议题时，突出生肖文化与运势占卜内容，并善用第二人称问句标题等策略增强吸引力[5]，反映了本地媒体对受众兴趣的精细把握。而一名阿根廷媒体人举例称：“新华社发布官员讲话时常常逐字逐句刊登；但西方媒体不会这样做，因为人们真正感兴趣的是解读——讲清楚他说了什么、背景是什么。其实，还有很多中国话题，包括文化、历史、哲学，都能引发阿根廷读者的兴趣。”

（四）拉美公众对国家权力的普遍不信任，为中国对拉传播增设了心理障碍。一名受访者指出：“在西方，国家常被视为人民的对立面，公众天然对官方信息持怀疑态度。”因此，目前中国以官方化为主的传播方式在拉美语境中较难激发情感共鸣，甚至容易引发误解，产生距离感。阿根廷美洲通讯社前主编也提到，尽管该社作为国家通讯社不受私人资本控制，其涉华报道较为中立，但在以私营媒体为主导的阿根廷传播格局中，国家通讯社的影响力相对有限，公众更倾向于接受来自私营媒体的信息。与此同时，政府在传播资源分配上也更倾向于具有更强资本与舆论动员能力的私营主流媒体。少数具备专业素养的记者虽努力推动平衡报道，仍难以撼动主流舆论结构。

（五）双语交叉型人才结构性不足。面向拉美地区的对外传播工作，对从业者提出了“双重能力”要求：既需具备专业的新闻素养，以确保传播内容的准确规范和正确导向，又需掌握西语等小语种，以提升跨文化交流的可达性与亲和力。目前，驻拉中国媒体人员中多为西语、葡语专业出身，但相对缺乏系统的新闻教育背景；而传统新闻院校培养的毕业生往往不具备小语种能力，难以胜任驻拉美采编任务。这类交叉人才的结构性缺口，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拉美传播效能的提升。

（六）拉美知华友华专家力量有待加强。拉美地区的中国研究基础相对薄弱，具备较高公众影响力的本土中国问题专家数量有限。据一名央媒驻拉美记者观察，目前活跃在该领域的主要是年长学者，青年研究者虽逐步崭露头角，但中生代力量相对缺乏，导致拉美本地媒体涉华报道中的权威信源声量不足。

三、“他塑”潜能：拉美知华友华媒体实践的代表性图谱

面对上述挑战，一批由拉美本地人士主导的知华友华媒体展现出重要价值与独特潜能：本土属性规避西方信息壁垒，在地视角契合受众偏好，他者身份增强叙事可信度，本土专家参与培育中拉跨文化人才。这些特点使其成为弥补中拉国际传播“赤字”的潜在关键力量。笔者团队在阿根廷、智利的实地调研中发现以下四家专注于报道中国、致力于中拉交往的西语媒体，且分属于杂志、广播、网站、播客四种不同媒介形态，具有代表性意义。

（一） 《当代》杂志：中阿交往的文化媒介。阿根廷《当代》（Dangdai）杂志创办于2011年，是拉美地区唯一一本专注于中阿文化交流的纸质杂志，由伍志伟（Gustavo Ng）、内斯托尔·雷斯蒂沃（Néstor Restivo）、卡米洛·桑切斯（Camilo Sánchez）三名阿根廷资深记者创办。正如《当代》创刊号所言：“2010年中国在阿贸易和投资又创下纪录，一场深度文化交流的浪潮必将到来，这就是《当代》想要占领的空间。”[6]

《当代》杂志自成立以来持续出版，迄今已发行45期，成为推动中阿文化交流的重要民间平台。其运营体系由纸质季刊、每日更新的新闻网站、每周电子新闻通讯，以及Facebook、X、Instagram等社交媒体账号构成，此前还曾开设“从这里到中国”广播节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多家电台播出。杂志读者群体涵盖商人、政府官员、学者、记者、艺术家、汉语学习者及关注中阿关系的一般公众。根据杂志创始人、主编伍志伟提供的最新数据，《当代》纸质杂志发行量为2000份，网站日均浏览量在1000至19000之间，周通讯订阅者达4500人，且有200家公司和10家咨询机构向其内部员工或客户转发该通讯。

作为民间发起的“同仁刊物”，《当代》最初由创始人承担主要写作与编辑工作，文章则多为向熟识的记者与学者约稿。但其运营亦长期面临经费紧张问题，直至2017年，门多萨省私立高校——阿根廷国会大学收购了《当代》70%股份，承担起当代杂志出版的开支和编辑出版事务，杂志才获得稳定经费与体制支撑。该校自2005年起开设汉语课程，曾由一名“中国文化超级粉丝”担任校长，并于2015年设立“中国文化之家”。《当代》编辑团队自此纳入其中国研究部门，校长担任杂志编委会主任，创始人伍志伟和内斯托尔继续担任核心编辑职务。

随着《当代》的不断发展，杂志页数由最初的54页调整为76页，涵盖艺术、经济、科技、文化、地缘政治、教育、音乐、旅游、烹饪、体育、企业等多个板块。其网站也设有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体育、社会、社区、中拉交流活动议程等栏目。《当代》始终坚持以“中阿交流”为核心主题，强调从阿根廷本土视角出发，既关注中拉重大政策议题，也深入讲述中国社会与文化故事，力图以客观、平衡的立场呈现一个立体多元的中国形象。

（二）“中国现象”栏目：智利电台首个聚焦中国的专题节目。在拉美地区，广播作为稳定便捷的媒介形式，依然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智利合作社电台（Radio Cooperativa）创立于1935年，是该国最具历史性与影响力的新闻广播之一。2019年，该电台记者法比安·皮萨罗（Fabián Pizarro）首次赴中国参加了“发展中国家广播电视研修班”，与CRI西语频道的中国记者结识。此次中国之旅启发他在合作社电台创办了“中国现象”（Efecto China）栏目，这是智利媒体中首个聚焦中国的常设节目，也是合作社电台唯一以他国为主题的栏目，已成为“智利报道‘亚洲巨人’的新闻参考标杆”（访谈：Fabián Pizarro）。

“中国现象”以“广播+网页”双轨运营，广播节目每周一晚播出，并于周日重播，截至2024年1月已累计播出196期、总时长5880分钟。电台官网设有“Efecto China”专属页面，同步更新广播节目音频，并发布相关新闻、视频与评论文章，内容推送至多个社交媒体平台（LinkedIn、Facebook、X、Instagram），影响辐射至拉美其他地区。节目覆盖领域广泛，既包括中智政经合作的政策动态，也涵盖中国的社会新闻与文化现象，体现出将“中国议题”本地化、日常化传播的努力。如2025年5月9日官网内容所示，既有智利总统即将访华的双边议程报道，也涵盖中国的AI发展、武当武术与文物收藏等文化话题。

随着中智合作不断深化，“中国现象”在节目内容与影响力拓展方面亦获得多方支持。节目现阶段主要由智利圣托马斯大学孔子学院资助，受到中国外交部、语合中心、智利国际研究所等支持，并与新华社、CRI、CGTN、《人民日报》、《今日中国》等中国媒体建立了内容合作关系。2022年，栏目与CGTN西语频道联合制作25期系列节目；2024年“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期间，四川日报报业集团与合作社电台签署新闻交换协议，进一步拓展中智媒体协作空间。此外，合作社电台也是由《人民日报》牵头的“丝绸之路”媒体合作联盟的一部分。

除合作社电台下的广播栏目外，Fabián Pizarro还于2020年创建“Descubriendo China”（发现中国）独立新闻网站，自己作为总编辑和作者，长期高频更新关于中国的新闻与评论，同时在Linkedin、X、Instagram、Facebook上设有账号，还在Spotify开设了播客频道，旨在向拉美社会传递有关中国的信息，并拓展与同好者的联系。

（三）“中国之路”新闻网：拉美中国研究者的协作传播平台。2020年创立于阿根廷的“La Ruta China”（中国之路）新闻网，是拉美首个由本地中国研究者主导、专注中国议题的协作型西语新闻平台。该媒体由拉努斯国立大学“当代中国研究”硕士项目的毕业生与教师共同发起，核心创办者包括项目教师卢卡斯·维拉塞宁（Lucas Villasenin）与塞巴斯蒂安·舒尔茨（Sebastián Schulz），前者毕业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哲学专业，后者为拉普拉塔大学社会学专业毕业。Lucas Villasenin指出，该平台的宗旨是“打破拉美与中国之间的信息壁垒，为西语受众提供原创、可靠的中国信息”，以回应中国全球影响力上升所带来的认知需求，促进中拉人民之间的联结。

“中国之路”平台采取协作型运营模式，吸引了来自拉美多国的80名撰稿人参与，文章涵盖经济、地缘政治、文化、科技、评论与活动等六大板块，体现出其多维度知识生产能力。截至2025年5月，平台累计发布1122篇文章，其中活跃作者（发文数超20篇）达15名，发文量大于65篇的作者有3名。过去一年平台访问量约30万次，IP属地排名前五的国家依次为墨西哥、智利、西班牙、阿根廷、哥伦比亚，展示出其在西语世界乃至全球传播网络中的广泛影响力。

在信源结构上，“中国之路”以新华社、CGTN等中国官方媒体为基础，同时融合研究报告、学术论文及专家访谈，力求在信息传播中保障真实性与专业性。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类内容在该平台中反响尤为热烈，如《中国十大传统文化习俗》一文访问量高达640万，显示西语受众对中国文化具有高度兴趣。

（四）“汉语爱好者”播客：拉美青年对中国文化的声音表达。“汉语爱好者”是由阿根廷青年玛丽亚·何塞·瓦尔德斯（María José Valdes）于2022年创办并独立运营的西语播客节目，专注于介绍中国语言、文化与历史。Valdes为阿根廷圣胡安国立大学历史系学生，同时也是“中国之路”新闻网的撰稿人，曾发表文章26篇。她于2020年通过大学开设的中文课程首次接触汉语，逐渐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兴趣，并萌生借助播客分享学习心得与文化认知的念头。在她看来，中文课教师的讲授极具吸引力，激发了她“让更多人产生兴趣”的愿望。

播客内容广泛涵盖汉语学习、中国节庆、美食、历史人物、中国移民社群以及中西文化比较等议题。截至2025年5月，“汉语爱好者”已在Spotify平台上线34期节目，单期时长在13至48分钟之间不等。Valdes一人身兼内容策划、录制剪辑与节目封面设计等多重职责，并将个人艺术兴趣转化为文化传播的另一维度。例如，她在介绍布宜诺斯艾利斯中国移民社群的一期节目中，借鉴当地传统装饰艺术Fileteado Porte?o风格进行封面创作，体现出播客跨媒介叙事的探索意识。

尽管播客仍属微型传播体，现有Spotify订阅用户为149人，但已触达24个国家的受众，包括部分非西语国家。Valdes积极借助平台提供的受众数据功能，追踪听众年龄结构、兴趣偏好与地理分布，以持续优化选题策划与传播策略。Valdes作为“文化中介者”与“个体传播者”的双重角色，不仅丰富了拉美地区“他塑”中国的传播维度，也为中拉人文交流注入了来自青年世代的独特表达力。

四、 从个人志趣到群体共识：拉美知华友华媒体的传播动因与价值诉求

相较于中国官方主导的对外传播实践，拉美本土知华友华媒体的兴起更体现出一种自发性的主体意识与“自下而上”的生成逻辑。这类传播实践并非对中国官方话语的直接响应，而是根植于拉美知识分子、媒体人与文化爱好者的个体兴趣与情感联结，反映出他们对中国的多维认知动因和价值诉求，并逐渐汇聚成一个具有群体共识的跨文化网络。2010年以来中拉关系的持续深化亦为此类传播实践提供了肥沃土壤。通过对多名知华友华媒体创办人和撰稿人的深度访谈，本文将其创作与传播中国内容的内在动因归纳为以下五方面。

（一）拉美华裔个体的文化寻根与身份建构。部分华裔传播者的中国叙事动因植根于对文化血缘的自我探寻，《当代》杂志主编伍志伟即为典型。伍志伟的父亲是20世纪50年代移居阿根廷的广东台山移民，母亲则是西班牙裔阿根廷人。尽管成长过程中鲜有中国文化浸润，强势的母系亲属家庭也对父亲有所轻视，他却仍从小被贴上“Chino”（中国人）标签，进而引发深层的身份困惑与认同撕裂。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的追问，最终引导他走上文化寻根与传播之路。2011年，伍志伟与志同道合的友人共同创办《当代》杂志，次年首次赴华并前往祖籍地台山寻根祭祖。这一亲身经历使其对自身文化血缘有了更为直观和深刻的体认，也成为其深入了解中国社会、探索中国文化及与中国人民建立联结的起点，开启了其面向中国的观察、书写与传播的新阶段。此后，他多次访华，撰写出版《穿越中国的10134公里》、《你需要知道的关于中国的一切》、《中国，战胜贫困》、《鸡年》、《狗年》等著作，积极参与媒体与文化交流，逐步实现从个人认同到公共表达的转变，也逐渐弥合了自己与父辈的文化鸿沟。在他看来，身为媒体文化人，研究中国不仅是满足自我认知的路径，更承载着向阿根廷社会介绍一个真实、多元、快速发展的中国的责任与使命。

（二）对西方媒体偏见与信息垄断的批判性回应。多名受访媒体人指出，西方媒体长期主导的涉华叙事存在刻板、偏见甚至曲解，这种“信息失衡”激发了他们创建自主传播平台、进行“信息纠偏”的动力。“中国之路”创始人Lucas Villasenin直言，创办平台的重要诱因是“西方社会因新冠疫情而产生的反华情绪”。他说：“我们讨厌在主流媒体上读到关于中国的愚蠢新闻，以及他们对中国的过时观念。因此我们决定创建一个展示现代中国的新平台……”同时，Lucas Villasenin认为“阿根廷新总统米莱对中国的批评也反映了阿根廷社会对中国的普遍无知”，而试图提供不同视角的声音“相较之下几乎没有资源，显得非常弱势”。因此，“中国之路”在传播中国信息时注重内容的真实性和官方性，让高校和社会公众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同样地，《当代》主编伍志伟也表示：“作为记者，我们致力于从独立立场出发，在西方的反华宣传之外展示中国的真实形象。”正如阿根廷国际事务专家、撰稿人Eduardo Vior所言，“拉美需要一个替代性的信息网络”。

（三）文化兴趣驱动下的自主探索与内容生产。许多传播者最初并无制度性依托，而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与个人热忱自发参与传播。《汉语爱好者》播客的创办人María José Valdez坦言：“我对研究中国充满热情，我班上的任何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在创建播客后，我在课程作业、论文和小论文中都尽量涉及与中国相关的主题。在我的大学，亚洲研究仍是空白领域，因此我主要通过自学以及社交媒体来了解作者、会议、期刊和研讨会。”她表示：“我的动力来自希望人们了解中国，认为中国是一个有趣的国家，进而也愿意学习中文。尽管制作播客需要很多时间，也没有经济收益，但完成后的满足感是非常美妙的。”

在拉努斯国立大学“当代中国研究”硕士项目中，不少学生也以流行文化为切口深入了解中国。如旅游专业的Carla通过演唱中文歌曲、参加比赛推广中国文化，在阿根廷经济部担任律师的Carlos则因对韩非子、孔子等思想的热情而涉足中国研究。“中国现象”栏目发起人Fabián Pizarro与中国的缘分始于与朋友共同组织了一场汉语学习比赛，此后他逐步自学中国历史文化，曾多次访华，其中一次在北京居住达6个月。正是这份热爱，推动他创办了面向西语世界的中国专题节目并不断产出媒体内容。

（四）全球南方社会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认知需求。拉美知华友华媒体部分撰稿人的写作动因，源于对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路径的关注与探索。在中拉经贸往来持续增长、双边关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中国不仅被视为重要的合作对象，更因其现代化模式、政治制度与治理经验而成为认知与借鉴的对象。一些传播者的兴趣源自亲身经历与现实观察。“中国之路”创始人Lucas Villasenin曾多次访华，其家族企业长期从中国进口产品，他表示：“我对中国的变化感到惊讶，并开始更多地学习。”此外，政治学背景的撰稿人普遍表达了对中国全球角色的浓厚关注。如“中国之路”创始人Sebastián Schulz关注中国“作为国际政治中对话与和平推动者角色”，而“当代中国研究”项目学生、“中国之路”撰稿人Andrés则表示：“作为地缘政治上日益强大的新兴大国，中国无疑是理解当前全球形势的关键。”

一些撰稿人则更明确将中国发展模式视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可借鉴经验。“中国之路”撰稿人Bruno Francisco Sancio作为阿根廷共青团成员、曾在阿根廷共产党新闻部工作，他表示“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社会成就和中国的革命历史产生了强烈的敬意”。国际事务评论员Eduardo Vior作为庇隆主义者，对中国的最初兴趣来自20世纪60年代末的意识形态领域：“庇隆与毛泽东有着密切的联系。对我们来说，‘第三条道路’是建立一个独立于集团世界的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非常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作为一名国际分析家，我的实际问题是展示政治冲突的多样性，我也有兴趣展示中国的政治生活。”这些传播者从自身专业、意识形态或现实关切出发，将中国视为“另一种可能”的国家发展范式，体现出全球南方社会对资本主义之外的发展道路的强烈关注与思考。

（五）传播实践所带来的社会认同与职业路径拓展。中国议题的传播实践，亦成为撰稿人拓展职业路径、获取社会认同与学术资源、实现自我成长的重要平台。这种实践反馈驱动他们持续参与中国叙事，巩固了“讲好中国故事”在拉美的传播根基。例如，《汉语爱好者》播客创办人María José Valdez表示，参与“中国之路”写作是一种“天赐的特权”，她由此结识了诸多学者与记者，从而学习到更多有关中国的知识。而“中国之路”撰稿人Bruno Francisco Sancio学习的是体育新闻，通过报道中超联赛等体育相关的中国新闻重返媒体实践，逐步拓展至地缘政治与社会议题，并主动提出负责“中国之路”平台社交媒体运营、制作视听内容。在学术方面，Bruno 也得以“极大拓展了从全球南方角度理解中国历史和社会结构的视野”，并希望以“绕开传统西方话语、由社群主导、报道中国的新媒体如何兴起”为题完成其传播学专业的学位论文。

在建构学术声誉与拓展跨国职业联系方面，智利大学国际关系学硕士毕业生卜睿哲（Renzo Burotto）的经历尤其典型。2023年，他为“中国之路”写作的首篇文章获得广泛关注，不仅得到家人朋友的称赞，还收到前智利驻华大使的祝贺与鼓励，并得到了新华社的关注，从此一直成为新华社的撰稿人与采访对象。他由此发现了自己对中国话题进行媒体写作的兴趣：“我相信这是一项重要的技能和经验，肯定会对我申请清华大学的传播学博士课程有所帮助。”他强调：“加入‘中国之路’是我职业生涯中的一个关键事件，不仅让我在学术界获得了关于中文话题的知名度，还开始增强了我作为汉学家的声誉。”正是这些公开文章的发表，使卜睿哲与《中国日报》、CGTN等中国媒体以及高校建立了联系，首次来到中国成为清华大学的学期访问学者，还受邀出席2024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首届拉美汉学家大会。

而《当代》杂志创始人伍志伟的传播实践，更展现出书写中国所能获得的广泛社会认可。他创办的《当代》杂志受到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立法会议等多方认可和表彰，出版的著作均获得良好社会反响。2024年，他获颁由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该奖项被视为“中国出版业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这些经历显示，中国叙事不只是传播的对象，也成为职业成长的支点、社会认同的载体以及学术通道的入口。

五、发展现状：拉美知华友华媒体在地传播的经验与挑战

（一）运营机制、内容策略与传播效能：协作型媒体的生长逻辑。首先，与体制化、规模化的主流媒体不同，拉美本土知华友华媒体的生成与发展呈现出“独立型”与“协作型”两大类别。“独立型”如“汉语爱好者”播客、“发现中国”博客网站，均由创始人一人独立创作和运营。而《当代》杂志、“中国现象”广播栏目、“中国之路”新闻网则体现出鲜明的协作运营特征，均采取“编辑核心+撰稿人网络”的生产方式。《当代》的编辑事务目前由国会大学承担，文章则多由创始人或长期合作的记者与学者撰写；而“中国之路”目前已吸引80余名合作者，涵盖拉美多个国家，撰稿人根据自身研究领域与兴趣自选主题供稿，这种协作模式在保持编辑质量的同时，也增强了内容的专业性与多样性。

其次，拉美知华友华媒体在信源结构上具有多元整合能力，通过中拉交叉视角建构更具可信度的叙事框架。不同于严重依赖西方通讯社的拉美主流媒体，知华友华媒体积极融合来自中国的官方媒体、外交部门及海外中国研究学者的观点与数据，试图弥合信息结构中的“中国缺席”：“我们之所以强调新华社和CGTN，是因为这些信息在拉美主流语境中往往被忽视，我们希望让这些声音也能成为公共讨论的一部分。”（访谈：“中国之路”创始人Sebastian Schulz）同时，《当代》与“中国现象”的主编均表示，他们每年都会实地访问中国，“接触到很多可以在杂志上报道的话题”。（访谈：伍志伟）

再次， 内容策略聚焦于选题的多元性与表达的在地化。拉美知华友华媒体并未将中国报道局限于宏观政策或经贸合作，而是延展至文化、艺术、教育、科技、人物、社会生活等多个维度。与此同时，知华友华媒体重视传播的接近性与情感维度，通过挖掘中国与拉美之间的现实关联，拉近受众心理距离，运用拉美民众更熟悉和偏好的叙事表达，构建本土化的“共同感知场域”。

最后，多通道传播路径的探索显著提升了媒体的受众触达能力。传统形式如杂志与广播是基本载体，但各媒体均主动向数字化平台拓展：包括网站、社交媒体账号（Facebook、Instagram、X等）以及音频播客平台。拉美知华友华媒体虽处边缘，但正以小规模、高灵活度与多维度协作机制持续扩展影响力。

（二）现实困境与结构性掣肘：资金、资源、人力与受众的多重限制。尽管拉美知华友华媒体开辟出一条“在地讲述中国”的传播路径，初步突破西方主导的中国叙事并建立了稳定的受众基础，但作为非政府主导、非营利导向的独立媒体，其在保持传播能动性的同时，也面临着资金、资源、人力与受众拓展等多重结构性问题。

首先，资金来源不稳定，缺乏可持续的营收模式。例如，“中国之路”等平台长期依赖创办人自筹与小额赞助，盈利能力薄弱。而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使得获得地方资金支持的可能性大大降低，长期维持项目变得更加困难。创办人Lucas Villasenin指出，“网站没有来自任何机构的资金，也没有公司的广告，只是偶尔获得资助。这使我们无法投入时间与精力去协调项目、资助内容生产或运营社交媒体。我们最初的目标是反驳关于中国的谎言——这些谎言在主流媒体中占主导地位——但由于缺乏从事此任务的专职人员，我们难以真正实现这一目标。”

其次，获取信息渠道受限，缺乏稳定、深入的中国信息来源。地理与语言障碍加剧了拉美媒体与中国之间的信息脱节，即便部分资深媒体人有机会通过访华调研短暂采集部分内容，仍较难支撑日常性的高频更新。“中国之路”Lucas坦言：“从阿根廷乃至整个拉丁美洲很难获取来自中国的第一手信息，这也是我们高度重视任何有机会前往中国的记者所带回内容的原因。我们也尝试寻找中国的合作伙伴与机构，但至今未果。”

再次， 人力结构不稳定，内容生产高度依赖志愿协作。无论是依托合作社电台的“中国现象”栏目，还是背靠高校资源的“中国之路”与《当代》，都普遍存在固定编辑团队人力薄弱、作者流动性高的问题。Lucas指出，在“中国之路”的运营过程中，合作者发生了重大变动，虽有志愿者参与，但因缺乏制度化激励机制，常出现更新不连续等问题，难以应对当下快速更新与深度专业并重的传播环境。而像“汉语爱好者”独立播客，则高度依赖主播个人的学业时间安排与创作灵感，因而也较难扩大影响力。

最后，受众结构相对单一，“破圈”传播难度显著。尽管知华友华媒体已通过网站、播客与社交媒体拓展数字化传播渠道，但其受众仍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已有认知或兴趣的“小众群体”。如“中国现象”栏目虽背靠智利主流电台资源，但其社交媒体粉丝数与电台本身粉丝规模仍相去甚远，说明栏目自身的传播半径有限。此外，知华友华媒体部分内容存在一定的知识门槛，又缺乏品牌推广、用户运营与平台算法加持，亦使其在拉美舆论空间中难以形成“破圈”传播效应。

六、重思“他塑”的主体性：拉美知华友华媒体的意义与启示

在对拉美知华友华媒体的传播动因与现实处境的分析基础上，我们认识到，这些自下而生、富有在地性与文化能动性的传播实践，不仅为中国在拉美拓展话语空间提供了新路径，成为中国形象国际传播中的建设性“他塑”力量，更在全球传播格局与国际知识生产体系中展现出独特的理论价值与结构启示。以下四个维度，分别从历史基础、外宣体系、传播内生动力与全球南方视角出发，进一步思考拉美知华友华媒体的主体性内涵与意义。

（一）历史脉络中的他者叙述：“斯诺精神”的当代表达。当下拉美知华友华媒体的兴起并非偶然，而是植根于中拉民间文化交往的历史基础。从20世纪50年代起，新中国与阿根廷左翼文化界就已展开民间外交与文化合作。据《当代》杂志的研究，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阿根廷左翼知识分子、诗人劳尔·冈萨雷斯·图尼翁和画家胡安·卡洛斯·卡斯塔尼诺就曾短暂创办过两期《中国文化》杂志。1965年，奥拉西奥·罗德里格斯主办了另一本名为《中国报道》的刊物，至1969年3月，该刊物共出版了第19期。杂志第一期的标题是《毛泽东的诗》，最后一期的标题为《纽带与意识形态、群众派系》[7]。即便《中国报道》最终也因经济原因停刊，但其精神火种未曾熄灭。《当代》杂志对这些“先驱”所做的回溯挖掘，构成了当下拉美知华友华媒体传播实践的历史纵深。

而从“外国人讲中国故事”的角度，最成功的历史经验莫过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赴华报道并撰写下《西行漫记》。彼时，正是由于中国革命在全球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所承载的普遍性意义，使得以斯诺为代表的一批西方进步新闻人和知识分子，将中国的革命实践视为人类解放事业的一部分，从而主动投身于讲述中国故事的传播工作。虽然当下的国际传播语境已不可同日而语，但从本文所分析的拉美知华友华媒体人身上，依然可见21世纪版本“斯诺精神”的重构——他们凭借对中国文化、历史与政治的真实兴趣，突破文化刻板与话语垄断的藩篱，以信息传播为介质，搭建起拉美与中国之间的理解之桥。

（二）构建多层次对外传播体系：知华友华媒体的桥梁作用。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要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加快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8]。在这一愿景中，拉美知华友华媒体的兴起恰构成重要契机与支点。与面向华人社群、由华侨华人主办的海外华文媒体，以及深受西方叙事影响的主流西语媒体不同，知华友华媒体以拉美本土媒体人为主体、以西语为传播语言，在全球传播体系中填补了一个“本地他者表达”的中间地带，为拓展中国对外传播的可达性和可信度增添了新维度。

此外，应重新审视作为受众与传播主体的海外华侨与华裔群体在国际传播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当前，拉美地区的华裔社群日趋多元，既包括通晓中文的第一代移民，也包括语言文化更加本地化的中拉混血群体，其文化身份认同与传播潜能正在呈现出新的可能性。这一广义上的华人社群本就应被纳入国际传播联系与团结的目标对象之中，使其更好地成为连接中国与当地社会的桥梁。例如，阿根廷国家电视台首名华人播音员林文正（Carlos Lin）系中国台湾移民家庭的第二代，精通中西双语，长期致力于中阿文化交流。目前，他已获得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批准，正在中国城筹建一座中西双语广播电台，推动中华文化在阿根廷主流社会中的传播[9]。与此同时，《当代》主编伍志伟等混血华裔通过传播实践实现文化“寻根”，其作品也为中拉混血群体提供了重建认同、与中国文化再连接的路径。

由此可见，当前拉美知华友华媒体正在形成一种层次分明、错位互补的“差序格局”式传播体系：从“阿根廷华人网”等面向华人社群的中文媒体，到林文正等浸润双重文化语境的二代华人所建立的双语电台，到伍志伟等混血华裔创办的西语杂志《当代》，再到拉美本地中国研究者及爱好者建立的独立西语媒体如“中国之路”，以及本地主流媒体中的中国专题栏目如“中国现象”等。这一体系不仅拓展了中国对拉传播的主体结构，也为多语种、多族群、多路径的跨文化传播实践提供了现实范式。

（三）超越他者传播“工具论”：重视拉美媒体人的自身需求与传播主体性。在当前的外宣实践中，借助来华留学生、外国博主、国际游客等“他者”视角参与中国形象建构，已成为备受关注并被广泛认可的国际传播路径。例如，“China travel”相关短视频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屡获高流量，显示出第三方话语在增强真实性、提升接受度方面的显著作用。然而，这一机制在实际运作中也面临被“工具化”的风险。当“外国人说中国好”成为一种套路式表达，传播过程便可能滑向内容先设、形式先行、叙事单一的“形式主义”，其本质仍未超出“自说自话”的传统路径。如果其中还带有将“外国面孔”作为传播“工具”的思维，就难免隐含对他者自身认知逻辑与传播动因的忽视，这不仅会削弱传播内容的真实性与情感张力，还可能在目标受众中引发反感与抵触情绪。

对拉美知华友华媒体人的传播动因分析表明，其对中国议题的创作是一种具有高度主体性、非外部驱动的自发实践。一方面，这种实践源于“为我所用”的现实需求：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模式和治理经验为拉美国家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参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为我所爱”的文化动因——对汉语、中国历史与流行文化等的兴趣构成了情感驱动力。此外，随着中拉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所承载的教育、职业与传播资源也为拉美青年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中国叙事不仅是传播对象，也逐渐成为其职业路径与社会参与的重要通道。因此，激发这类“他塑”传播主体的潜能，应立足其真实兴趣与表达热情，避免将其简单“工具化”。唯有尊重其主体性并建立平等协作机制，才能推动更具共建性与可持续性的对外传播生态，甚至达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四）迈向全球南方传播共同体：知识共创与反西方信息霸权的集体实践。拉美知华友华媒体的兴起，正回应了当代全球南方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在美欧长期主导的霸权话语体系下，拉美地区的媒体结构与内容生产被边缘化，信息依附性严重。20世纪70年代，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阵地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曾汇聚第三世界国家对抗信息霸权的努力声音，尽管最终在新自由主义浪潮中受挫，但其理念并未湮灭。当下拉美知华友华媒体的实践，不仅源于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更反映出进步媒体人对西方信息垄断和舆论操控的深刻批判与抵抗。他们希望以更独立、客观的视角呈现中国图景，这本身便构成对全球信息结构不平等的挑战，是拉美地区“知识去依附”的生动体现。

不同于西方媒体对中国新闻制度的“污名化”，一些拉美媒体人对自由主义新闻观已实现“祛魅”，并在实践中展现出对中国社会主义传播理念的认同。例如，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分社的本地员工指出，相较于西方媒体在资本控制下的表面意识形态隐匿与服务特定利益集团的本质，新华社的信息来源清晰、权威可信、立场明确，更让他们感受到专业尊重与制度信任。这种态度体现出他们对资本主义新闻体系之外“替代性媒体道路”的探索，也表达了对南方国家实现自主现代化路径的期待。

可以说，这类以“他者主体性”为核心的传播实践，不仅推动了中国国家形象的在地构建，也在中拉之间搭建起跨文化对话与认知共建的南南传播网络。这种主动性与价值共鸣，正回应了“斯诺精神”何以在当代传播格局中延续的问题：在全球秩序深刻变革之际，是什么能够将中外进步知识分子与媒体人联结起来？或许正是对反帝反殖历史的共同记忆、对信息不平等的现实批判，以及对多极传播秩序与南南合作愿景的认同所构成的集体动能。

七、建议与举措：推动拉美知华友华媒体长效发展

拉美知华友华媒体建设不仅对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也体现着全球南方认知与传播共同体生成的潜能。作为被书写、传播的对象，中国亦应当积极作为。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六项建议，从内容供给、制度协同、资源配置与传播技术等多个维度构建系统性支持机制，旨在推动拉美知华友华媒体的长效发展与传播主体性的持续培育。

（一）提供资金与技术设施支持，构建可持续传播生态。经费匮乏是制约知华友华媒体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难题。在不干预编辑自主的前提下，可通过广告投放、项目合作、内容采购等方式建立常规支持机制，例如鼓励中国高校、智库、企业在相关媒体上发布奖学金、研究项目、会展活动等信息，实现内容传播与资源互惠双赢。同时，设立“优秀西语媒体作品奖”或“中拉联合传播奖”等荣誉机制，可提升媒体人参与中国议题传播的成就感与社会认可度。此外，应通过技术赋能提升其传播效能，如提供视听媒体制作设备、网站维护支持、印刷支持等，并推动纸媒如《当代》杂志在中国书店或高校展销，实现中拉之间的可见性互动。

（二）深化中拉媒体联合生产机制，丰富“他塑”叙事语境与素材来源。面对内容生产人力短缺与第一手信源不足等问题，应建立跨语言、跨文化的中拉媒体联合内容生产机制。一方面，中国媒体可定期向拉美媒体提供涵盖中国最新动态、政策解读、社会生活等素材的多语种信息资源包，也可与知华友华媒体共同开发联合专栏、访谈项目或专题策划；另一方面，在确保新闻事实准确的前提下，尊重拉美媒体人独特的语言风格与传播逻辑，鼓励其对素材进行本地化重构，使叙事语言更贴近拉美受众的认知方式。此外，还应注重国际传播内容的“地方化”转向[10]，推动中国各地国际传播中心与拉美知华友华媒体建立定向内容合作关系，将来自不同省、市、县域、乡村的治理经验、文化传统与发展成果纳入对外传播叙事网络，让拉美受众得以感知更加立体生动、鲜活多元的中国形象。

（三）构建“高校—智库—媒体”协同网络，培育跨文化传播人才。高校与研究机构在传播内容的知识建构与人才支撑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建议推动中国高校与拉美知华友华媒体建立稳定的合作机制。一方面，高校可将知华友华媒体作为实践基地，选派新闻传播、国际关系、小语种专业的学生赴拉美或远程实习，参与内容策划、采写编译、平台运营等实际工作；另一方面，知华友华媒体亦可作为中国高校与拉美地区沟通的传播平台，发布学术资源、师生成果与文化交流项目，扩大中国学术界在拉美的影响力。

（四）开展中拉联合传播研究项目，推动知识共创与话语协同。提升传播质量不仅依赖实践经验，更需系统性的理论研究提供认知支撑。建议推动中国高校、智库与拉美媒体共建“中拉传播研究平台”，定期开展关于中拉相互认知、中国国家形象建设、信息接收机制与传播模式比较的实证调研，并鼓励知华友华媒体人以作者身份参与研究过程，并充分利用拉美本地媒体资源。此外，可探索建立拉美不同群体（如青年、企业家等）对中国议题感知的数据库，构建动态、长期的“他者视角”知识系统。

（五）持续推进访华研修机制，深度调研与理论学习并重。加强对拉美媒体人、学者来华调研与学习的系统安排，有助于拓展其知识边界并提升叙事深度。建议将邀请来华机制常态化、制度化，覆盖不同代际、领域与地区的媒体从业者，一方面，长期追踪和支持伍志伟、Fabián Pizarro等资深“中国通”来华调研、采访与参会，提升其影响力；另一方面，不断拓展、培育更多知华友华的青年媒体人。同时，在行程设计中，除赴各地考察外，应注重思想理论深度，围绕“共产党的治理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权状况”、“中国的经济与科技发展”、“减贫与发展经验”等拉美人士感兴趣的核心问题开设专题课程，完善其理论知识储备。

（六）创新传播内容与形式，推动平台“破圈”出圈。适应数字时代传播逻辑与受众偏好，是拉美知华友华媒体扩大影响力的关键。建议从短视频、可视化叙事、社群运营等角度出发，协助知华友华媒体创作更具互动性与吸引力的内容。其一，中国高校、媒体等机构可联合知华友华媒体共同生产简洁易懂、科普导向、介绍“中国发生了什么”的短视频内容。其二，中国电视剧、音乐等流行文化是当前激发阿根廷青年对中国兴趣的重要媒介，也值得更多关注与挖掘。尤其应重视短视频等视听形式的传播潜力，打造“爆款”内容，在TikTok、Instagram等拉美主流社交媒体平台上实现“出圈”传播。

八、结语：来自全球南方的建设性“他塑”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2月19日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11]。长期以来，中国国家形象在国际主流舆论中常常受到西方媒体扭曲、抹黑式的“他塑”。而随着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及其传播主权与主体意识的强化，越来越多南方国家的媒体与知识群体正积极参与国际传播格局的重构，挑战既有的信息不平等与叙事霸权。拉美知华友华媒体的兴起正是这一宏观趋势在微观传播实践中的体现。身份各异的知华友华媒体实践者出于自身的兴趣驱动、知识探索与价值认同，主动形成对中国的独立理解，并自发向拉美本地社会分享与传播中国故事，自然而然地成为建构积极中国形象的建设性“他塑”力量。虽然他们的影响力有限，也面临各种现实挑战，但是，见微知著，他们是改变不平等全球传播秩序的积极力量。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从更深层的逻辑看，这些知华友华媒体的中国叙事是出于回应本国社会对多元信息、真实世界认知以及替代性发展道路的需求，而非出于服务或迎合中国外宣策略的意图。这也表明，对于中国以及其他长期被“污名化”或处于边缘位置的南方国家而言，塑造更为客观、正面的国际形象，不应依靠单一的外宣逻辑，而是根本上有赖于全球南方国家间媒体与公众在共同突破西方主导话语的同时，实现相互理解与知识共建，从而导向自然发生的认知转变。因此，中国的对外传播工作不仅需要系统性地提升自身的“自塑”能力，也应充分认识并积极支持来自全球南方的建设性“他塑”力量。这种支持不仅是传播策略的更新，更不能成为单向度的工具性动员，而是旨在通过互需互信的南南协作，构建起具有价值共鸣的传播共同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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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新华网.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EB/OL].（2024-07-21)[2024-10- 21].https://www.news.cn/politics/20240721/cec09ea2bde840dfb99331c48ab5523a/c.html.

[9]赵月枝，王欣钰，王一竣.中华文化在拉美：“生活世界”里的多形态传播实践及其启示[J].青年记者，2024(10):62-73.

[10]赵月枝，王欣钰.国际传播的“地方转向”：理论、资源与实践路径[J].宁夏社会科学，2025(01):172-185.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212.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赵月枝，王欣钰，管晓会.中国形象的建设性“他塑”主体研究——以拉美知华友华媒体为例[J].青年记者，2025(06):5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