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素雯

人口问题关乎国计民生，是国家发展的战略基石。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经验来看，生育率下降不单是一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特征，也是全球发展面临的共同难题。

一般说来，少子化加剧会导致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不仅加速人口红利消退、劳动力供给缩减，而且使社会养老负担显著加重。联合国发布的《2024年世界人口展望》报告显示，全球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规模达到峰值，未来30年人口数量预计将缩减超14%；超过半数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将跌破更替水平。比如，东亚深陷“超低生育率陷阱”。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步入少子化社会，1989年“1.57冲击”拉响了人口危机警钟，此后生育率一路下滑，2022年出生人口首次跌破80万人，2024年降至68.6万人，总和生育率低至1.15，刷新历史最低纪录。韩国人口形势同样严峻，1983年生育率跌破更替水平后持续走低，2005年总和生育率以1.08位居全球低位，2021年人口进入负增长，2023年总和生育率降为0.72，处于全球生育率的“谷底”。

为破解生育率持续走低的困局，日本、韩国通过立法保障、政策支持、服务供给等构建全链条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为国际社会应对少子化挑战提供重要借鉴。在立法层面，日本率先将育儿支援上升为国家战略，1994年推出“天使计划”，2003年出台《下一代培育援助对策推进法》与《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明确国家、地方、企业、家庭等主体责任，形成完备的法律框架；韩国则在2005年颁布《低生育行动框架与人口政策》及《低生育老龄化社会基本法》，自此开启生育政策转型，并连续实施4个5年期的《低生育高龄社会基本计划》，推进系统性生育支持。经济补贴方面，日本实施阶梯式福利，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并按子女年龄分层给予育儿津贴，三孩及以上家庭每月补贴更多，并将适用范围扩大至18岁；韩国也提供一次性生育补贴，1周岁内和1——2岁幼儿家庭每月分别享受相应额度的育儿津贴。育儿服务供给方面，日本建成0——6岁全龄托育体系，涵盖保育园、幼稚园、儿童院、儿童课后服务、短期照料支持服务和支援设施；韩国针对不同家庭需求，提供面向未满3周岁婴幼儿的全日制服务和12周岁以下儿童的小时制服务，以减轻养育负担。工作家庭平衡方面，日本试点政府雇员“上四休三”弹性工作制，缓解职场与家庭平衡压力；韩国以《职业中断女性再就业促进法》保障女性再就业权益，并推行“3+3育儿假”制度，促进育儿责任共担。此外，日本将培养婚育观、家庭观融入中小学课程，着力营造生育友好社会氛围。

日韩两国立足本土国情，系统性构建起权责清晰、联动高效的多元协同治理体系，为全球少子化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东亚方案”。跨部门协作机制方面，日本将儿童家庭厅设置为直属内阁府的专门机构，韩国则成立由总统直接负责的低生育老龄社会委员会，两国均通过打破财政、教育、卫生等多部门数据壁垒，贯通政策协同通道，有效避免政策碎片化与执行断层问题。资源整合层面，日本基于家庭育儿成本的长期跟踪调研数据，建立育儿津贴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韩国则通过研判托育服务市场的机构分布和供需缺口，引导社会资本精准投向薄弱区域，以数据驱动资源要素的靶向配置，显著提升政策实施效能。此外，社区自治成为推动政策落地的重要支撑力量。日本“地域育儿支援中心”与韩国的“家庭幸福支援中心”等基层组织，通过整合育儿咨询、亲子活动、临时托管等多元功能，构建邻里互助网络与经验共享平台，在家庭、市场与政府间建起沟通桥梁，形成覆盖基层的育儿支持网络，有效满足家庭多样化的替代性照料需求。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