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即将来临，无数学子由高考考场启航，即将开始自己人生的一个新阶段。回顾古代的“高考”，也是许多名人大家精彩人生的起点。

明清时期，山东的省考即乡试，每逢子、卯、午、酉年的八月，在大明湖畔的济南贡院举行，最多时一届有万余考生参加。从济南贡院走出的名人大家灿若星辰，其中一些展示出惊人的才华，做出了非凡的事业，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的趣闻逸事也被人们津津乐道，乃至流传后世。

文|刘永加

王士祯：慈仁寺偶遇“粉丝”

据史料记载，济南贡院始建于明朝洪武初年，从此这里就成了全省学子参加考试的中心。

八月乡试结束后，九月济南贡院会在榜棚街张挂榜文发榜，上榜者欢呼雀跃，录取为举人的可以进京参加会试。

山东新城人王士祯(1634-1711)，在他18岁时来到济南贡院参加科考，以名列桂榜第六名的优异成绩，进京参加会试，并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一举考中进士。王士祯原名王士禛，后来因避雍正胤禛的讳，所以改为王士祯，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

王士祯中进士后，累官至刑部尚书，是著名的清官廉吏。他家学渊源，文坛地位显赫，以诗文名扬天下，被公认为文坛领袖。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交友不论地位高低，而是以人品和文品论交。

由于王士祯为人处世没有架子，对待朋友十分慷慨，再加上他学问虽大，但求教之心迫切，所以结交了大批朋友，众人为其磊落的风采、风雅的谈吐而倾倒，为其博赡的学问、灵韵的诗篇而折服，他的朋友圈越来越大，“粉丝团”日益扩张。

王士祯于著书立说之余，尤爱购书、藏书、读书。据他的《居易录》记载，“官都下二十余载，俸钱之入，尽以买书。”王士祯在北京居住时，家离慈仁寺不远，他常到慈仁寺淘书，甚至为购古书善本一掷千金。

当时，由于王士祯的声望非常高，寒门学士到北京都想去拜访他，却很难见到，后来有人指点，捷径就在慈仁寺，到了那里，便可一睹其真容。

清代书法家、文学家、金石学家翁方纲在《题王文简载书图》八首之一中写道：“手植红棠衬绿苔，为安书帙画栏开。记从三五招邀夕，每到慈仁寺里来。”诗后小注则说：“相传同时诸公候先生（王士祯）者率不相值，惟于慈仁寺书摊相访则见之。”看来，“粉丝”们要想见到王士祯，前往慈仁寺的书摊等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清初诗人朱克生在慈仁寺拜见王士祯后，写有《慈仁寺遇王十一阮亭》诗：“四年音问绝，忽遇赞公房。悲喜无伦次，寒暄倍惨伤。君方营旅舍，我已速行装。只此斯须会，踌躇燕市旁。”表达了他在慈仁寺偶遇王士祯的狂喜之情。

清初文人李柟在慈仁寺也见到过王士祯，当时王士祯刚买了一批书，其旁边站着一位相面人，正在那里大夸王士祯的长相气度非凡，李柟觉得这个场景颇有画面感，于是写了《十五日偶游慈仁庙市，值大司寇王阮亭先生买书而来，旁有相士献谀词，口占一律》这样一首诗作：“先生在昔领霜台，此日何期更忝陪。入市偶缘寻竹去，懒朝特为买书来。哀矜共想人能活，骨相何劳客漫猜。天若报施容早退，相逢不用指三台。”

刘统勋：假扮乡民探实情

明清时期，济南贡院的“乡试”共分为三场，每场一般是三天两夜。考生进入贡院号房，一个考生一间小屋，房门上锁，由士兵把守，不准离开，很是严格。

清朝后期，济南贡院参加乡试的生员超过万人，比顺天府（今北京）的乡试人数还要多，而录取举人也就百人左右，考个举人不是一般的难。因此，贡院的二门又称“龙门”，过了“龙门”，则不负十年寒窗，获得进京赶考的资格。

山东诸城（今山东高密）人刘统勋，就是从济南贡院考出去的。他于清雍正二年(1724)参加会试，考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且成为一代名相。他为政四十余载，清廉正直，敢于直谏，在吏治、军事、治河等方面均有显著政绩，曾三次奉派督修黄河溃堤，颇见成效。

乾隆二十六年(1761)，黄河洪水泛滥，灾情严重，刘统勋奉旨督修中州黄河堤防工程。有一天晚上，刘统勋走出馆舍，巡行河岸，见到有数十个用车送高粱秸的乡民露宿在河岸上，人和牛都饥饿、疲惫不堪，老少相对哭泣，他感到很奇怪，便详细询问原因。

乡民诉苦说：我们是下面县里的乡民，离这里有三日的路程，奉县官之命，送秫秸来此供修堤之用。收料的官吏每车料向我们索要五缗钱（当时一千文为一缗钱)，不给钱他就不收料，我们哪有钱给他？故滞留在这里已经十来天了，所带干粮和费用都已用尽。要想回去，又没法交差，不知如何是好。

为了弄清实情，刘统勋第二天假扮送料乡民，推了一车料来到料场。官吏见他衣履干净，误认为是乡中富裕人家，更有油水可捞，竟索要十多缗钱。

刘统勋跟官吏讲道理，官吏不但不听，反而大怒，命随从鞭打刘统勋，把他赶出去，并没收他的牛车。

刘统勋急忙赶回馆舍，召集主管修堤的官员来议事，问明情况后，下令将收料官吏重杖数十，套上大枷，拉到工地上示众。

此举震慑了各料场的收料官吏。从此乡民来送料，都随到随收，再没有敢索贿刁难的。

刘统勋历任刑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漕运总督、工部尚书、陕甘总督、河道总督、刑部尚书、军机大臣、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乾隆二十六年升任东阁大学士，管礼、兵，吏、刑部，兼上书房总师傅、国史馆总裁，加太子太保。乾隆三十八年(1773)，成为首席军机大臣。

著名的“宰相刘罗锅”刘墉就是刘统勋的长子。

王寿彭：岂能偶然再偶然

有清一代，山东共考取了六位状元，其中最后一名状元叫王寿彭，他也是从济南贡院考出去的。

王寿彭(1875-1929)，字次篯，山东莱州府潍县南关（今潍坊市寒亭区）人。早年，王寿彭是一个穷秀才，为生活所迫，跑到济南，在一个候任知府家里做私塾先生，一边教书一边温习功课，想着随时参加在济南举行的秋闱大考。

光绪二十八年(1902)寅科乡试，王寿彭走进济南贡院参加了考试。这时已废除八股、改试策论。王寿彭用他练得炉火纯青的黑大圆光的馆阁体楷书答完了卷子交上。结果，他得中举人，排在第三十五名。

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清政府举行的是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为的是庆贺光绪帝三十岁大典，是为癸卯科。当时，因八国联军侵略，北京的贡院被毁，只得借河南省城开封的贡院举行科考。这一科参加会试的举人包括王寿彭共306名。会试结束后，于四月放榜，王寿彭中了第三十七名贡士。接着王寿彭参加了五月二十四日在北京举行的殿试。

有一种传说是，因第二年恰逢慈禧太后七十大寿，这次殿试的读卷大臣就想将名字中带有福禄寿喜的定为状元，以给慈禧太后带来好兆头。而王寿彭的名字，既有“寿”字，后边的“彭”和他的字“次篯”，更是命长八百岁的彭祖篯铿的“篯”。王寿彭的卷子就被排在前十本试卷的最上面呈了上去，光绪帝为了博得慈禧高兴，也没有抽换。慈禧毫不迟疑地点了王寿彭为状元。

当然，这只是一种传说，但当时这种传说流传开来，有人说王寿彭中状元实属偶然，王寿彭就写了一首打油诗予以辩驳：“有人说我是偶然，我说偶然亦甚难。世上纵有偶然事，岂能偶然再偶然。”幽默之中，透着对自己学识、能力的自信。

中状元后的第二年，王寿彭随载泽、端方五大臣被派赴日本考察政治、实业、教育等，回国后写了《考察录》一书。宣统二年(1910)，他出任湖北省提学使，曾创办“两湖优级师范学堂”，为两湖培养了一批教育人才。

民国初年，王寿彭任山东都督府和巡按使署秘书，1916年后任北京总统府秘书多年。1925年任山东省教育厅长。次年改组山东省立农、工、矿、医、法、商六个专门学校为省立山东大学，又增设文科，他兼任校长。

王寿彭主持拟定山东大学规程，明确规定了办学宗旨和培养目的。学校教师阵容齐整，人才会集，且多学有专长。

为了鼓励学生好好学习，王寿彭曾作出承诺：哪位学生如果连续两个学期获得甲等第一名，他就给谁题写一幅字。著名学者季羡林曾在山大附中读书，成绩出众，连续两个学期都得了甲等第一名，王寿彭履行诺言，给季羡林写了一副对联：“能将忙事成闲事，不薄今人爱古人。”另外还给他写了一个扇面，在扇面末端题写“录《樊榭山房诗》，丁卯夏午，羡林老弟正，王寿彭赠”，体现了王寿彭在学问面前的平等理念和对晚辈发自内心的激赏与呵护之情。

蒲松龄：宝应解“鲈鱼之患”

据史料统计，从明初到清末，济南贡院在榜棚街张榜录取了近两万名举人，其中进京考中进士的有4000多人。参加科考的人成千上万，落榜者不计其数，在落榜大军中，就有著名文学家、《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1640-1715)，他是济南府淄川（今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

蒲松龄19岁接连考取县、道、府3个第一名，名震一时，但此后屡应省试不第，一生中不少于10次来到济南贡院参加考试，却屡屡受挫，一直到71岁才援例成为贡生。

康熙九年(1670)八月，三十岁的蒲松龄应同乡好友、江苏宝应知县孙惠邀请，在宝应县衙做了一年幕僚，协助孙蕙处理政务，兴利除弊，这也算是他涉足仕途的尝试。

在宝应担任幕宾期间，蒲松龄倾力协助孙蕙操办政务。当时地处淮河下游的宝应县地势低洼，运河大堤时常溃决，蒲松龄心怀悲悯，为孙蕙出谋划策，主张开仓救荒，又敦促疏河工程加快推进。

宝应当地产有一种味美鲈鱼，达官贵人以品尝官塘鲈鱼为快事，县府衙门为此疲于应付。蒲松龄提议将官池改为放生池，在池边设立放生池碑，并亲自撰写《放生池碑记》，他引经据典，以心怀大德、不轻易杀生的典故，劝谏官员体恤民情、珍惜民力。这一做法，成功为县府解除了“鲈鱼之患”，爱民惠举一时传为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