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典籍的背后，有可能经历众多的故事。而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典籍，则是为日渐磨损的刻石，留下了珍贵的记录。

它的名字叫秦泰山刻石拓本，一共29个字的拓本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如今珍藏在岱庙里的刻石已经磨得只剩下了9个半字。那么到底泰山秦刻石记载了什么？与琅琊刻石又有什么关系？如今原石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琅琊刻石有什么样的曲折经历？且听专家学者一一讲述。

何为拓印  

让刻石在纸上重生

墨水、喷壶、打刷、拓包、类似乒乓球拍的墨板、毛巾和宣纸，这些看似熟悉又陌生的工具，主要用于拓印。

“古籍的发展，除了有手写的模式、印刷的模式，还有一种方式也被列为古籍的范畴之内，就是我们的拓本的模式。这也是一种知识的传播方式，就是把文字刻在石头上或者是刻在木板上，经过捶拓，流散到知识分子人群当中，现在我们临的一些字帖，就是我们拓的碑文”，青岛市博物馆书画古籍部罗琦告诉半岛全媒体记者。

观览古籍的过程，恰似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字旅行。而在了解拓印之前，我们需要先认识刻石——这种镌刻在碑石或山崖上的古老文字载体。

刻石是早期石刻的主要形式，先秦时期的石刻多直接刻在天然石块上，内容多为颂德记功，形制也不像后世碑刻那样规整。它主要分为两类：独立矗立的石块称“碣”，比如著名的先秦石鼓文；直接刻在山崖上的则叫“摩崖”。

东海之滨的崂山，便是一座天然的摩崖石刻博物馆。山海交融的奇景，宛如磁石般吸引着历代文人墨客纷至沓来。他们醉心于山海胜景，将胸中豪情化作笔底风云，而后被岁月之手镌刻在嶙峋山石上。这些历经沧桑的文字，如同永不褪色的文化基因，为崂山注入了绵延千年的人文气韵。

拓印是让石刻文字“活”到纸上的技艺：先把薄纸浸湿敷在石刻表面，轻敲使纸深入字迹凹槽，待纸张干透后，用蘸墨的刷子均匀拍打，最后小心揭下，一张黑底白字的拓片便跃然眼前。这种工艺让石刻文字突破时空限制，得以长久保存和广泛流传。

青岛手工艺协会崂山区分会会长、传拓艺委会主任李继伟就曾于2017年获准拓印崂山的刻石。在他看来，拓印不是简单的运用工具拓下石刻的过程，还需要对拓印的内容进行专门的研究。他告诉半岛全媒体记者，他在拓印之前都会先勘察现场测量，然后再去找相关的文献资料，毕竟岁月风化了笔画，一旦研究不透就会弄错。他举例说，比如一个“大”字，有可能是“犬”，也有可能是“太”，需要仔细推敲文字的前后连贯意思，毕竟相关的专家不会到现场去看。他记得，在他到太清宫拓印康有为的诗篇时，就发现了几处原来拓印的错误，比如“幼”字，刻石上的书法写的是上下结构，便被误拓为“务”字，他拓印后发现此字用于人名，其实是“幼”字，同一个字因为结构的变化产生了误会。这也就是拓印的意义。

有了石刻，又有了拓印，便有了拓本，凡摹拓金石、碑碣、印章之本，皆称为“拓本”，即用纸紧覆在碑碣或金石等器物的文字或花纹上，用墨或其他颜色打出其文字、图形来的印刷品。

据研究专家称，拓本实物最早见于唐代。拓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其不同的特点。唐拓存世稀少，仅有碑拓几篇。宋拓，拓工十分讲究，纸墨都十分精良。元拓，虽有拓本，但没有什么特色。明拓也比较讲究，一般均按宋拓的具体要求来捶拓。拓本的内容主要就是古代刻勒于石的重要记载。印刷的发明就是为了满足文字与图画大量复制和广泛传播的要求。从我国的印刷史看，拓印先于雕版。

明朝拓本   

二十九字藏秦篆余韵

橱窗里，一本展开的拓本，字迹虽然有些斑驳，但上面的十几个印章，说明它被多人珍藏过。

“这是明代的泰山刻石拓本，秦始皇当时多次东巡，曾在泰山进行封禅，并勤石记功，文字是由李斯撰写的小篆，这部明拓本保留有29个字，来自于秦二世，因为明朝时，秦始皇的刻石就已经找不到了，秦二世效仿他的父亲也封禅泰山，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李斯写的秦二世的诏书”，罗琦说。

拓本的来源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

彼时的泰山之巅，曾矗立着一块见证特殊历史的石碑——秦泰山刻石。那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第三年，带着煊赫功绩登临泰山，丞相李斯挥笔写下144字碑文，三面环刻，将帝王荣耀刻进山石之中，立于泰山玉皇顶。十年后秦二世效仿父亲封禅，又在碑石空白处补刻了79字诏书。两代帝王的文字并肩而立，成为中国最早的刻石之一，也让这块石碑成为秦代“书同文”政策的活化石。

只是，时光无情，历经战火与风雨的侵蚀，北宋欧阳修在他的《集古录》里提到这块碑，说只剩下了几十个字，由此可见，这块秦篆碑在北宋时就远非完璧了。如今的秦泰山刻石仅存九个半残破字迹，像一位伤痕累累的老者，默默立在岱庙诉说沧桑。但它的灵魂早已借由拓印技艺获得永生。那些将石碑文字“复制”到纸上的拓本，成了现代人触摸秦代文明的时光机。

在众多传世拓本中，青岛市博物馆的“明拓二十九字本”堪称明珠。这册拓本纵26.8厘米、横14.1厘米，像一本浓缩的历史手札，珍藏着秦二世诏书中29个清晰的小篆。存有“臣斯”“臣去疾”“御史大臣”“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二十九字。这些笔画刚劲有力，又似芙蓉般清秀，连鲁迅都称赞为“汉晋碑铭之祖”。更珍贵的是，拓本上密密麻麻盖着赵秉冲、杨宾、陆绍曾等名家的收藏印，仿佛一串文明的接力印记；翁方纲、张燕昌、赵之谦等大家的题跋墨迹，如同给拓本穿上了锦绣华服，细细读来，能看见一代代文人对它的珍爱之情。

这就是拓本的魅力所在。

刻石在清乾隆年间失火后只剩“十字石”，存“斯”“臣去疾”“昧死”“臣请”“矣臣”十字，其中“斯”“昧死”三字残存半字，“斯”字“其”部下一长横尚存，传拓精良，拓墨浓黝。

青岛市博物馆的这件藏品，恰好保留了明代拓印的29字完整面貌，还附上清代“十字本”精拓，像一部刻石兴衰的连环画。历经六舟和尚、张廷济等藏家的悉心呵护，最终在2011年归入博物馆。

这册穿越四百年的拓本，墨香里浮动的不仅是李斯的笔意，还有赵魏“洵为宇内钜观”的惊叹，翁方纲连夜题诗的身影，以及无数双手在战火中守护它的温度。

文明的星火，在纸页间，跳动出耀眼的光芒。“现在我们到泰山、到岱庙去看这个刻石，现在只有九个半字，所以说29字本的拓本已经是非常少见和罕见。2016年被列入了我们的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罗琦说。

刻石兄弟

泰山与琅琊的双璧重生

其实，说到秦刻石，青岛的琅琊刻石同样珍贵。

“青岛琅琊台的琅琊刻石也是秦始皇东巡的产物，它们是有关联的，可能琅琊刻石的文字磨得会更加严重一些”，罗琦说。

在青岛的琅琊台，同样有一座秦刻石。与泰山秦刻石的时期差不多。如今，琅琊刻石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青岛市博物馆里有刻石的复制品。

话说，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曾多次巡视全国，立石刻，歌颂秦德。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有《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芝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等。这些立石有政治意义，也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如今，除《泰山刻石》和《琅琊台刻石》存残石外，其余原石皆不存。

所以，两座刻石犹如兄弟，也是当今仅存的珍宝。

琅琊刻石高耸松林之间，中间石碑上刻有篆书：“维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琊……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全石，以为表经。”

那么，琅琊刻石有什么沧桑经历呢？

时间回到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郡县，“作琅琊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这座刻石，便是后来驰名天下的琅琊刻石。统一大业甫一完成，秦始皇开始大张旗鼓东巡，他号令三万黔首，也就是百姓迁到琅琊，夜以继日，增筑琅琊台，建成函谷关外规模最大琅琊台行宫。琅琊台是两千多年前古人用琅琊山夯土筑就的。它“台基三层，层高三丈，上级平敞，方二百余步，高五里”。

秦始皇来琅琊山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寻找长生药。秦始皇虽然君临天下，他唯恐寿命不长，因为他的爷爷就在44岁时去世，父亲庄襄王34岁去世，东巡琅琊时他已经40岁，古人不长寿，已进入末年。加上秦始皇自小在赵国受难，长期营养不良，患有多种病症，据称又长期被脑膜炎和癫痫等病症所困，他更是妄想尽快得到长生不老之术。每次生病，秦始皇惶恐不安，好不容易打下的天下，不想很快拱手让人，他连太子都没立，意图多统治些时日。听说琅琊台海域有“海上三神山”，齐威王、燕昭王都曾找寻长生药，秦始皇也动了心思。于是，派出方士徐福率领数千名童男童女从琅琊港出发去寻找妙药。没想到，秦始皇没能等来长生药，公元前210年死在了东巡路上。

秦始皇亡故得很突然，他的儿子胡亥秘不发丧，待杀死了自己的手足后，立刻即位，也就是秦二世。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巡至琅琊台，在始皇所立刻石旁刻其诏书和大臣从者名，据传也出自李斯之手。

刻石历经风雨剥蚀，至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苏轼为官密州(诸城)时，曾记述云：“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亲巡东方海上，登琅琊台观日出，乐而忘归，徙黔首三万家于台下，刻石颂秦德焉。二世元年，复刻诏书其旁，今颂诗亡矣，其从臣姓名仅有存者，而二世诏书具在。”琅琊刻石文字优美，有496字，文字之多，为全国之最，其中，正文289字，四字韵文，言简意赅，虽为群臣颂德之辞，却是彪炳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座丰碑。附文207字，记录随从大臣的名字和议立碑刻的事迹。秦始皇立石刻的目的是“借以威慑齐地的反秦势力”。随着时间的流逝，“琅琊刻石”也已剥落了大半，仅存86个字，更差点被毁。

时间推进，到了宋政和元年(1111年)，金石学家赵明诚，偕夫人李清照，曾回故里诸城，去琅琊台摩挲刻石，作了深入考证，他在其名著《金石录》中记述：“秦琅琊刻石，在今密州(诸城)，其颂诗亡矣，独从臣姓名及二世诏书尚存。”

根据《诸城县志》记载，从赵明诚之后，“金石之书不能知其存亡”。琅琊刻石就这样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中。直到400多年后的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诸城知县颜悦道，重修琅琊台时将残存刻石找到，镶嵌在石碑上，并在台顶修建海神庙和礼日亭，后人陆续在此树碑，史称七十二通龙头碑。后来庙、亭、碑尽毁，仅台基遗存尚好。又过了一百多年，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诸城知县宫懋让见刻石裂，熔铁束之。清道光年间，铁束散，刻石碎。后诸城知县毛澄筑亭覆之，但最终还是散失。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琅琊台降下特大雷雨，石碑被雷击碎，成为一片石砾。1921年，当山东省政府下令各地勘验保护各地文物之时，时任诸城教育局长王景祥，请来了一位当地大儒，寻找秦碑琅琊刻石的踪迹，此人名叫孟昭鸿。孟昭鸿与视学王培祜知悉消息后，立刻来到琅琊，到达现场，发现刻石已经没了踪影。他们在周边仔细搜寻，“逐石查检，终于在海滩上发现秦琅琊刻石的零星碎石”(《孟昭鸿与琅琊刻石重现》)。然而，却不能拼出完整的刻石，他们便四处打听，“乃知碑石有的被当地百姓搬回家，或垒猪圈，或砌院墙。他们便逐户登门搜寻，然后一点点仔细拼合，仍有缺失”。过了一年，他们再去琅琊台，加大了搜寻范围，遍寻庙宇村庄，才将碎石找齐，命工匠黏合，竟然成为完璧。

1922年，修复好的刻石运到诸城，在超然台东南30余米处的教育局办公室东壁闲屋内保存，一直到1937年底。此前，琅琊刻石的拓本已不少，为他们找寻拼合碎石提供了帮助。刻石最早的拓本是明末清初所拓，尚有清顺治四年丁野鹤题跋，存十三行八十六字。

据现存诸城史料记载，为防日本人觊觎，1938年，琅琊刻石从县府教育局迁至文庙大成殿，后来日本人将大成殿充作军火库，刻石又几经迁移。1945年，刻石被日军发现，如获至宝，强令送往日本驻地，科员崔子山将刻石转移到后营街小学保藏，不久日本投降，刻石逃过厄运。随后，孟昭鸿的学生王子光和徐天石藏匿为防止刻石再遇不测，将碑文用泥巴糊上，并贴上标语和报纸掩盖。青岛解放后，刻石运送到胶东文管会，随后进入山东省博物馆，1959年被调往北京，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1994年，琅琊台重新修复，考证了琅琊台《史记》中的全文，请来北京著名篆书家熊伯齐，用小篆体书写立于台上，又请孟昭鸿的孙子、书法家孟庆泰用隶书写了《秦琅琊刻石释文》和《重刻琅琊刻石记》。这是孟家人与琅琊刻石缘分的延续。

秦泰山刻石与秦琅琊刻石作为秦始皇东巡纪功的重要遗迹，共同承载着秦代文明的印记，泰山刻石历经秦末战乱、魏晋风雨、唐宋损毁，至明清仅存29字，如今仅存9字半；琅琊刻石亦因千年风化，碑身断裂，现存仅两面刻字，字迹剥蚀严重，但它们都劫后余生，保存至今，虽字迹寥寥，却成为现存最早的秦代石刻实物，堪称“国之重宝”。

它们，如一对历经千年的孪生兄弟，前者雄踞五岳之巅，后者俯瞰黄海之滨，虽然相隔近千里，却有着相似的命运：破碎与重生，见证着一代代的人们对文字、对历史永不褪色的守护。（半岛全媒体首席记者 张文艳 拓本/青岛市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