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岩 

来源：《全媒体探索》2025年2月号

粉丝一词是个舶来品，是“fans”的中文直译，溯源来看，该词源自“Fanatic”。在《韦氏大词典》中“Fanatic”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所有的粉丝，也就是“粉丝群”，在部分语境中也可以和“粉丝”一词换用；另一个是指作为粉丝的态度，也就是“粉丝的喜好”。美国学者亨利·詹金斯在《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中提出了粉丝的定义：对于球类、商业或者娱乐活动狂热介入，且对影视歌星或运动明星狂热迷恋、仰慕或崇拜的人。

控评，也称之为“空瓶”，是一个网络流行语，意指人为操控评论，利用高点赞和回复/选择评论从而使某些有利于自己的评论变为热评，或利用举报机制使不利于自己的评论无法出现在评论区的前排位置，多用来描述粉丝利用群体力量控制其喜爱的明星的官方微博下的评论状态。

“任何发明或技术都是人体的延伸或自我截除”，这一论断是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的重要观点。作为人的身体器官延伸的媒体，从以微博为代表的公共沟通系统到以抖音为主的个体展示系统，再到以直播为代表的实时互动系统，作为自我截除的一种，控评一直存在。

“自我截除”这一概念出自《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麦克卢汉在书中指出，自我截除是中枢神经系统解压的直接手段：“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的身体如果遭受到超强的刺激和压力，那他的中枢神经会自动截除令身体痛苦的部分。”在隐喻意义上，麦克卢汉提出了媒介的自我截除。他说，电子媒介延伸的就是人们的中枢神经，它会遏制甚至截除威胁中枢神经的外来因素，以此来达成自我保护的目的。这种自我截除在新媒体时代尤为凸显，粉丝的控评实质上就是一种自我截除：选择自己需要的内容和选择让别人接收的内容。而在技术的不断更新和新媒体的不断迭代中，控评的主体也在发生变化，从粉丝、技术再到主播（网红）。

（一）粉丝控评：基于微博的主动的自我截除

控评分为主动和被动两个维度。在“人的身体器官延伸”的媒介上，主动的自我截除是一种常态，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就控评而言，主体是粉丝，行为是主动的。

在国内，新浪微博是粉丝群体使用的主要社交平台之一，在其在线生产链条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也成为控评的主要发生地。具体而言就是，明星粉丝以喜爱的某一明星为中心，在微博上形成社群。这一社群具有“隔断”，易于形成同温层和集体的情感倾向。在“回音室”效应的作用下，粉丝群体会产生认同感进而更深地沉溺在这一社群空间中。由此，对粉丝而言，为自己喜爱的明星进行主动的自我截除——控评就成为一种惯习，也是一种自我选择。通过控评，他们主动去选择想让自己看到的内容和想让他人看到的内容，进而将网络世界不断地进行自我构建。在这一构建中，粉丝群体的大V通过意见引导和“群体极化”，会营造出社群的文化氛围，让参与控评的粉丝感受到归属感，这也使得微博等平台的评论区成为控评的“生产厂房”。

主动的自我截除，目的是让技术/媒介为自己所用，并借助技术/媒介来操控评论。从具体手段来看，粉丝群体通过积极打造、运营高权重的微博账号吸引用户关注和互动，以此来提高账号的活跃度。然后，通过有组织有计划地“养号”形成范围更大、用户更多的社区，以便于更好地进行控评。例如，在艺人考编争议事件中，明星“特权”话题在网络上不断发酵，对当事明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粉丝群体用模式化的评论去做“反黑”“控评”，以此来达到控制舆论发酵、进行舆论引导的目的。

（二）技术控评：基于算法推荐的被动的自我截除

当今社会中媒介迭代迅速，新型媒体不断涌现。以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为主的个体展示系统已经成为继微博等公共沟通系统之后的新社交平台，并逐渐形成了由技术更新带来的具有更深影响力的被动的自我截除。被动的自我截除是由于短视频平台的技术为用户提供了更符合其兴趣的留言或评论从而产生的截除。这种技术更新带来的自我截除，对粉丝而言是被动的，也是一种“异化”的控评。

在抖音等个体展示系统推荐内容的过程中，算法会根据用户以往的阅读、点赞、评论、收藏等行为数据分析用户可能感兴趣的方向，并推荐、提供相应的内容。算法推荐技术为内容生产者和内容接收者带来方便快捷体验的同时，也发挥着内容把关的“守门人”作用。在这个基础上，算法推荐技术带来的内容同质化等问题使得粉丝群体控评难以展开。信息传播领域的“信息茧房”“回音室”“巴尔干化”等多方面的研究均认为，用户会陷入舆论、信息的重复和隔离。此时，用户会形成媒介依赖、产生信息壁垒，他们获得信息的方式将会被限制在所依赖的媒介中，粉丝的控评行为也因此难以开展，甚至这些控评由于技术的自我截断并不会进入他人的视野。例如，在同一条抖音视频下，不同性别的用户同时用自己的手机来查看同一条视频的评论区，其看到的前排评论是有差异的，这就是在技术加持下的被动的自我截除。

（三）主播控评：选择性的自我截除

随着自我截除的深化，控评主动权逐渐转移到传统的控评受益者，也就是粉丝的喜爱对象手中。这种主动权的转移主要体现在直播的评论区中。

在互联网技术和媒介融合不断演进的背景下，直播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样态顺势而生，赢得了广泛的认可与青睐。这一传播方式不仅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还悄然转变了消费者的购物模式与消费习惯。在直播中，主播（网红）会选择评论区中的特定内容进行互动，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是所谓的选择性的自我截除。

1.选择特定评论与粉丝互动。对于直播领域的主播而言，粉丝反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粉丝希望和主播进行实时互动，主播精准捕捉并有效响应粉丝的意见与需求，积极挑选评论进行互动才能确保获得较高的观看量，进而实现经济收益与回报。这不仅要求主播及其团队投入更多时间深入考量如何确保直播场景构建的视觉吸引力与情感共鸣，而且还强调主播需具备迅速且富有情感反馈的能力，即对粉丝的留言评论给予即时的响应与认可，并提出自己的要求来让粉丝在评论区发送评论，以此增强互动的深度与广度。例如，抖音平台上的舞蹈主播和娱乐主播会根据评论区的“最大公约数”来推进自己后续的直播行为，体现出了鲜明的选择性的自我截除。舞蹈主播“我不妮姐”在刚开播的时候，会选择评论区发出最多的一支舞蹈的名字来进行表演，后续的表演也会根据评论区的粉丝要求进行。通过控评，主播满足粉丝需求，甚至是随时服务，这让他们更加沉浸在这种虚拟的想象的情感空间里。

2.选择反向评论制造矛盾实现变现。直播活动通常依赖高强度的情感动员策略以激发粉丝参与度，提升观看次数及交易成交量，从而构筑一个全新的、紧密联结并激活“人、货（商品）、场（直播场景）”融合的传播生态。当目标受众进入直播间后，主播会运用精心设计的语言脚本及富有煽动性的情感表达手法来触动他们的情感共鸣。他们会在直播间中选择有争议的评论进行阅读从而达到引发粉丝矛盾的目的，这一系列策略的最终目的是促使粉丝产生实质性的数字行为，如点击、分享、消费等，进而在后台数据监控下实现高度互动与活跃，最终实现变现。例如，抖音等平台的“PK”主播和带货主播，他们会在自己的评论区中选择对自己不利的言论进行阅读和回复，以此来激起自己粉丝的同情和对其他主播的不满。“PK”头部主播“四姐”和她的对家“娜美”，经常在自己的直播中阅读对家的评论，进行反向的控评来制造矛盾，直播“PK”环节问题已被整治。最终实现带货或变现的商业目的。

控评的影响及危害

现象学认为“悬置”是在宇宙空间中把一个概念或事物独立起来，让它不与其他任何概念或事物联系。在控评实践中，从主动的自我截除到被动的自我截除，再到选择性的自我截除，粉丝控制评论变成了评论“控制”人。技术/主播用算法/控评为粉丝打造了一个理想的乌托邦世界，但也使得粉丝更难与外界进行接触，这会促使信息窄化，使得粉丝群体的网络生活世界被“悬置”起来。

（一）信息窄化：粉丝在算法环境中被“悬置”

信息窄化是指获取信息的渠道单一、内容同质化。不论是哪种类型的自我截除，粉丝只能接收到相同的观念与看法，从而造成认知单一化和思想固化。尤其是在算法推荐的环境中，看似粉丝吸收的知识很多，但其实只是沉溺于固有的品味中，陷入狭窄的认知当中。由于技术的升级等产生的被动/选择性的自我截除会让粉丝逐渐生活在一个“悬置”的世界，并且沉迷其中。

此外，信息窄化及其导致的“悬置”还会导致粉丝媒介素养降低从而带来网络暴力、“饭圈化”等社会问题。

（二）控评中的非理性消费与价值观扭曲

信息窄化现象的出现使得粉丝的信息来源被高度筛选和定制，导致其与外界的接触愈发有限。长期处于这种“悬置”状态的粉丝更容易受到情感动员策略的影响，进而形成了独特的粉丝经济模式。但这种经济模式具有明显的双刃剑效应，一方面，它为娱乐产业和相关品牌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粉丝的非理性消费和价值观扭曲。

例如，在选秀节目等场景中，节目组通过开通投票通道、发布选手视频等方式，利用技术手段定制信息流，使粉丝看到大量支持自己喜爱选手的评论和“卖惨”评论。这种情感动员策略激发了粉丝的购买欲，还通过粉丝的消费行为实现了商业变现，但这种商业变现会过度压榨粉丝群体的精力和财力，进而使得群体发展更为极端，价值观也易产生扭曲。

应对：从个体到社会的协同规制

对于媒介技术的发展与困境，麦克卢汉的观点是“迎向技术”和“处之泰然”。“迎向技术”也就是让人类与新技术正面接触，而非逃避；“处之泰然”也就是把握人类生活与技术的平衡，让技术为人所用。让粉丝群体从控评的自我截除中走出来，需要主体、社会共同应对，让“悬置”的世界落地。

（一）个体：多元信息获取打破“悬置”与认知窄化

在媒介多元化的当下，粉丝群体应培养跨平台、交替使用不同媒介的能力。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凭借其个性化内容推送系统成为个体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然而，算法推荐机制也会使用户易于规避与自身观点相悖的内容，导致信息同质化，使用户陷入“悬置”状态，难以突破认知局限。包括粉丝所在的用户群体需主动拓展信息来源，多来源获取信息。例如，可以通过主动搜索相关信息、询问他人看法等方式来打破“沉默的螺旋”，避免因信息窄化导致的认知单一化和思想固化。

掌握不同媒介间交替使用的能力至关重要。各类媒介呈现出迥异的内容特性，多样化的声音与观点在不同媒介形态中得以全面地表达。通过交替使用媒介可以使粉丝群体等更广泛地接触多元信息与观点从而拓宽自己的视野，迎向技术并利用技术，让技术更好地服务自身。

（二）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理

信息爆炸的时代，解决控评带来的危害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协同治理。例如，如果不从源头治理内容生态，有价值的信息就可能被“劣币”驱逐，正能量被削弱；面对质量参差不齐的信息，粉丝等群体容易陷入信息焦虑和群体极化；直播乱象则可能让粉丝对立严重，网络生态遭到破坏。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和社会要积极行动起来，进行有效的规制。

政府应加强对信息传播和互联网内容生态的监管力度，制定合理完善的政策，引导信息传播健康发展。主流媒体也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要通过深化改革建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敢于发声、善于发声，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稳定输出，守好宣传思想阵地，引导粉丝文化正向发展。行业协会和从业者应加强自律，共同营造清朗的互联网空间。通过政府与社会的协同治理，打破“悬置”的世界，实现生活与技术的平衡，这不仅有助于缓解信息焦虑，还可以引导粉丝文化等亚文化向主流文化靠拢并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共同促进社会的和谐、向好发展。

 （作者郭岩为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刊于《全媒体探索》2025年2月号，原标题为《粉丝的自我截除：控评的演进、影响与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