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西医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话题，因其概念涉及范围广，包括医药、临床、手术、免疫等众多领域，对此问题似乎难以有个明确的答案，更难以有明确的时间节点。

但对青岛而言，西医传入的时间则是明确的，就是伴随着德占胶州湾和青岛城市建设的开始，西医也传入了青岛。

我们今天来讲述一些外国人的笔下，如何记录西医传入青岛的呢？同时，讲述西医传入中国的一些重要事件。

西医传入青岛

对于西医传入青岛问题，最早的记录是在1898年。青岛中德关系研究会编撰的《中德关系史译文集》（青岛出版社出版）所收录的《德国在胶州地区卫生事业发展备忘录》中说，在1898年，海军部门提供了9个毡棚用作病房，该病房也提供平民服务。毡棚很适于用作急救病房，这是建造新医院前应急用的。

该备忘录中还说，新建的海军医院正在加紧进行，该军用医院也将暂时接收前来就诊的平民，但这时候，青岛尚无专门的华人医院。

显然，早在1898年，西医就传入青岛了，但这时的它们主要是为德国人服务。

上文提到的德国军医院，即总督府野战医院始建于1899年，对此，《中德关系史译文集》中收录了日本作家田原天南的《胶州湾》一文，其介绍了德占时期“青岛总督医院”：

在青岛医院中，设备完善者为总督府医院，即海军医院，位于葛巴门托山麓的俾斯麦街，视野宽阔，空气新鲜，规模颇大，设备也齐全。内外科、花柳病科、耳鼻科、精神病科、妇科、小儿科、肺病科等无不具备。

该文章中还说，医院还设有隔离病房、妇女分隔室。本来只限于海、陆军人就医，但也为一般公众诊治。

事实上，这就是德占时期的“官立医院”，无疑主要是为德国人或欧洲人服务的。正如该文章中说，该医院“对其他人冷淡，市内评价不佳”。

我们也可以想象：当时的西医刚刚传入青岛，一方面德国的这些医院，主要为欧洲人服务，另一方面，更多的中国人还是相信“中医”，未必有多少国人主动去这里就诊。

《中德关系史译文集》中，收录了[英]F·帕默 M·克里格的《青岛(1898—1910)》一文，该文章介绍了专门为青岛平民看病的福柏医院：

福柏医院内家具坚固，医疗条件良好，拥有方便病人的诸多设施。医院所有的房间都是朝南的，可以凭窗眺望沙滩和树林。这座建筑在布局上注重医院的特殊需要，楼内设有手术室、暖气、淋浴或池浴。如果您还有特别要求，可向福柏医院的委员会提出。病人们有权选择自己喜欢的医生。

根据《青岛市情网》的介绍，建于1906～1907年的福柏医院为青岛市历史优秀建筑，市南区安徽路21号，该建筑占地面积8432平方米，建筑面积1116.63平方米，钢筋混凝土结构。1950年1月青岛市人民政府接管福柏医院的资产和人员。1951年l2月，改称青岛市人民医院。2006年10月，为青岛口腔医院。

当然，对于这所“福柏医院”，德国总督府编撰的《胶澳发展备忘录》中也有记载。德国人称之为“法贝尔医院”，“法贝尔”的中文名字则是“花之安”，又称“福柏”，这是一位1899年病死在青岛的著名传教士、植物学家，该医院就是为了纪念他而设立的。

《胶澳发展备忘录》还说，当时设立的华人医院“因为病人主要来自较贫困的民众，所以看病大多是免费的。”

因此，在德占胶州湾时期，西医传入了青岛，而且随着福柏等医院开设，青岛当地百姓也渐渐接受了西医。

西医早期传入中国

虽然西医在德占时期才传入青岛，但在此之前的17-18世纪，来华的传教士，已将西医技术和药物，逐渐传入了中国，比较重要的事件则是治疗疟疾的奎宁药物和预防天花的“种痘技术”。

法国传教士白晋在《中国现任皇帝传》（指清朝康熙皇帝）中说，大多数患者和几位内务府官员，甚至皇上的一位驸马，都是用我们从欧洲带来的药品治愈的。不久，皇上本人也身患重病，服用御医的药没有见效。皇上是服用了我们进献的“奎宁”才恢复健康的。

白晋在书中讲述的“奎宁”，我们无法找到法文原文，他指的是“金鸡纳树皮”还是“金鸡纳霜”，无法确定。但严格意义上说，两者并不相同，前者并不是真正的“奎宁”——即金鸡纳霜。金鸡纳树皮很早开始在欧洲被用于治疗疟疾。但直到 1820 年，法国药学家皮埃尔等科学家成功从金鸡纳树皮中分离出了其关键的抗疟成分 ——奎宁，这标志着金鸡纳霜作为一种药物被正式发明。

美国人马士编撰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说，在1624—1662年，荷兰人盘踞台湾时，这里是一个丛林密布疟疾流行的地带，西方的医生医治顽强性疟疾，而当使用金鸡纳无效的时候，使用鸦片则是一个天然的治疗方法；早期的殖民者，把烟草、鸦片和砒霜混合起来使用，为了抵消它的毒素。

这也说明，西方的一些医生，在很早的时候，将“金鸡纳”用于治疗疟疾，而在奎宁西药被发明之前，“金鸡纳树皮”治疗疟疾，与中草药治病，并无本质区别。

实际上，即使1820 年奎宁被制造出来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也未传入中国。例如，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著作《论中国》中记述的一个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

1834年，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子爵派遣了一位苏格兰海军军官内皮尔到广州，内皮尔抵达广州后，与当地总督发生冲突。此时，当地政府已经给内皮尔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他“律劳卑”，意思是“辛劳卑微之人”。内皮尔雇用了广州的一位通译，在广州城四处张贴挑衅性的告示。老天爷最终帮中国人解决了蛮夷制造的这个令他们头痛的难题。内皮尔和他的通译双双染上疟疾，高烧不退，最后撒手人寰。

关于此事件，美国历史学家、国际汉学泰斗编撰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也说，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因患疟而身体虚弱，于1834年病死于澳门。

通过律劳卑得了疟疾而病死的事件，我们可以合理推断：虽然欧洲于1820年发明了治疗疟疾的西药奎宁，或许有传教士或使者将少量的这类药物带入中国，但还未大量或普遍在广州、澳门使用，否则，作为英国商务代表的律劳卑又怎么会“高烧不退”呢？

当然，人们普遍认为，欧洲的天花预防技术——种痘技术的传入，是西方医学正式传入中国的标志事件之一，而在此之前的少量奎宁传入中国，还未引起更多人的重视，也不能说西医已经传入中国。

“多少世纪以来，在不同时期曾经给整个帝国造成可怕灾难的天花，在英国商馆首席医生跛臣先生的支持之下建立起来的种痘方式的有利影响下，不久的将来很有可能会被根除。”

这是英国阿美士德访华使团医官阿裨尔的旅行纪实——《中国旅行记》(1816—1817年)中的一段记载。阿裨尔作为英国的医官，在广州旅行期间，他特地详细观察和记载了当地引进牛痘预防天花情况。当时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1749--1823)，是种痘法的首创者，英国的传教士已将这项技术带入了广州。

那么，我国最早的西医医院是哪家呢？对此，英国著名汉学家、传教士伟烈亚力(1815-1887)，编撰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说，伯驾是美国来华的传教士和医生，1835年他到达广州后在当地开办了一家华人诊疗所，直到第二年又开办了一家眼科医院——广州眼科医局，这便是中国最早的西医医院了。

作者简介

董兴宝，山东潍坊人，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广东工作6年，曾担任广东清远市政府文化顾问（2014-2018年）。主编出版过《北江茶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清远故事》（新华出版社2017年出版）和《中华洞河之道》（广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