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硕士、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孙冶方经济学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获得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十一五”至“十五五”国家规划顾问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及全国政协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

如何看待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2012年，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经历过多次波动，基本上是呈现热—冷交替的周期性波动，两三年或3-5年一变。但是从2012年到现在，GDP增速呈现出持续放缓的状态。今年能不能实现经济增长目标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听任经济增速继续放缓，可能就会形成一种固化的消极预期。这种预期会影响人们的消费、投资行为，它会自我实现，从而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速，所以我们必须要让经济稳下来，让它得到恢复。

合理设定通胀目标

2012年3月以后我国的PPI开始负增长，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大部分时间都是负增长。从2012年以后，我国的CPI基本上是在平均2%左右，最近几年是1%左右，甚至0左右。

在关注通货膨胀的时候，很多国家政府都是盯住一个通胀目标。如果定的通货膨胀率目标是2%，通货膨胀率高于2%就要采取措施抑制通胀；一旦通货膨胀率低于2%，政府就会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使通货膨胀率回到2%的水平。

我国通货膨胀率最高的时候是24.5%，那个时候大家很惊慌。如果通货膨胀率跌到3%以下，大家就不关心这事了，认为这是好事情。其实从宏观层面看，这也是不好的，通货膨胀率下降，对消费者来讲可能是个好事，但对于生产者、企业来讲却不是好事。因为企业卖不出价钱，没有利润，反过来会影响收入，最后还会影响消费。

所以一般来说，国家的宏观经济治理都要有一个通胀目标，西方国家是2%，作为发展中国家，2%实际上太低。而且发展中国家容易在统计上高估通货膨胀率。例如，如果统计上是2%，实际上可能只是1%，为什么？因为统计有时候难以把质量的改善算进去。比方说，同样一个东西卖同样的价格，但是后面的东西质量提高了，虽然价格一样，实际上等于价格是下降的。

我认为，我们的通胀目标至少定在3%。长期以来政府在谈论控制通货膨胀的时候也倾向于把它定为3%，有时候定为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曾建议，发展中国家把通货膨胀率定在5%，一旦通货膨胀率高于这个数，就要采取紧缩政策。

慢变量不能解释短期经济波动

在讨论中国经济增速时，一种主流观点认为这是由基本面决定的。基本面包括什么？人口老龄化、环境污染、规模收益递减等等。

不过，我们需要弄清楚，这些是慢变量，确实对经济增长有影响。但是，当我们想解释为什么今年经济增速下降时，用这个原因是解释不通的。慢变量不能解释短期的季度性的经济变化。

举一个例子，现在中国确实是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应该是什么？是企业想雇工而找不到工人。现在的问题又是什么呢？是失业问题，是年轻人不好找工作，所以不能单纯用人口老龄化来解释目前的就业问题。

当然从长期来讲，慢变量会发生作用，它的作用是以一种集腋成裘的方式来产生影响。

分析经济问题要讲究“抽象层次”，不能跳跃、不能泛泛而论，不能作“假解释”。所以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是逻辑学。

不能把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混为一谈

经济学家要避免把不同层面的东西、此时的“因”和彼时的“果”混为一谈。

从宏观层面看，过去讲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经济危机，就是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在宏观层面实际上就是有效需求不足。但在产业层面，比如钢产能过多，水泥产能过多，甚至汽车产能过多等，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是产业层面的问题。这两方面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如果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速度都是下降的，就说明宏观经济是处于有效需求不足状态。此时的产能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是等价的概念。所以在考虑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要盯住反映宏观经济状况的经济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率，而不是盯住某一个特定的产业，哪怕这个产业规模比较大。而且，此时的产能过剩往往是彼时（前2-3年）投资过度而不是当期的投资过度造成的。压缩当期的有效需求无法影响已经形成的产能，只会使有效需求更为不足（或“产能过剩”更为严重）。

当初我们采取4万亿刺激政策后，很多年来不太敢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原因是什么？我认为一是担心“产能过剩”，这又源于没有明确区分宏观层面和产业层面的“产能过剩”以及形成当期产能的前期投资和当期需求之间的时间差。二是担心中国的高杠杆率，特别是政府企业的杠杆率太高，就是借的钱太多了，认为没有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空间，特别是没有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空间。

我们应该考虑一下该使用什么指标来决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刚才讲了一个是通货膨胀目标，一个是经济增速目标或者就业目标。但这些年来我们考虑的东西不光是经济增速和通胀，而且要考虑房地产价格、股票价格，还有产能过剩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非常多的，多了之后就容易顾此失彼。

由于经济增速持续放缓，我们本应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但是又担心房地产价格失控，担心金融不稳定等等，所以我们坚持“不采取短期刺激、不扩大赤字、不超发货币”、不搞“大水漫灌”。担心是有必要的，但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是有限的，它对于许多重要问题没法处理，它只是来解决宏观经济问题的，其他如股票市场价格、房地产价格等等需要用其他政策工具处理。例如，在出现通缩的情况下，政府是不能根据股票价格的变动来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的。对房地产也应是这样。

还有一个就是把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混为一谈。结构调整是个比较长期的问题，比如说户籍制度改革、产权保护等等，这些都是要做的。但这些东西跟执行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并不互相矛盾，因为两个事情可以同时做，不能用结构改革的重要性来否定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除非经济增长会妨碍结构改革，或不进行结构改革就无法执行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

刺激经济靠消费还是投资

面对今年的经济挑战，该怎么办？两种思路——刺激消费或是刺激投资。增加消费和投资都能增加有效需求。问题是如何刺激消费。消费本身是收入的函数，是收入预期的函数，是资产的函数。如果后者表现不佳，很难让消费有比较强劲的增长。

比如说给消费者发钱，这能够起一定作用，但到底能起多大作用？减税如何？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3年全国个人所得税总额达到14775亿元。它本身就不多，再减几个百分点，对经济刺激作用也不大。再者，减税就一定增加开支吗？改善整个社保体系，也是个方法。但它需要时间，因为它非常复杂，不是想改就能改的。中国存在收入和财产差距过大的问题。通过收入和财政的适度均等化是可以增加消费的。但这不是宏观调控问题而是社会和政治问题。这个问题需要解决，但难以对增加有效需求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总而言之，我认为，用消费来带动经济增长是比较困难的。

那么如何做才能使经济增长？我认为只有基础设施投资，因为基础设施投资本身并不需要以经济增长为条件。基础设施投资本身会促进收入增长，然后促进消费的增长，形成良性循环。而对于消费来说，如果没有经济增长，哪怕政府发钱也很难实现经济增长。如果政府给百姓发钱，百姓不看好经济，就会把钱存起来，还是不起作用。所以，我觉得真正有意义或者能够在短期见效的还是基础设施投资。

基础设施投资还有很大空间

对于基础设施投资，有学者反对的一个最重要观点是基础设施投资已经饱和，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

什么叫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是那些不赚钱、甚至不应该赚钱的项目。打个比方，盖一个灯塔，所有的轮船、渔船都受益了，去哪收他们的钱？基础设施投资提供的是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是不能够要求商业回报和现金流的，要看它的社会效果。

基础设施投资并不是一个狭义的范围，不只是“铁公机”。盖医院、盖养老院，这都属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这种资金投下去，就会变成一些人的收入，它就能刺激消费刺激经济了，而且还能通过“挤入效应”进一步刺激经济其余部分的增长。所以不能把基础设施作非常狭隘的理解。

我们的基础设施投资远远不是过剩。举个例子，我家旁边的电杆子上的线，几百根线都裹在一起，我不知道以后它怎么收拾。这种状况在国内一些城市很常见。再比方说，我们的排水系统也有很大的更新需求。据权威部门计算，仅此一项国家就需要投入4万亿元以上的资金。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总量领先、人均不足。在“两重”领域，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不但没有饱和而且可能依然严重不足。

持续向市场释放积极信号

今年只剩下不到3个月了，虽然我坚决主张扩张性的货币财政政策，但我们的时间可能不够，匆忙上阵可能带来很多问题，要汲取4万亿的经验教训。所以节前我建议政府尽快公布一个大规模、综合性的一揽子计划。

这段时间，我特别高兴看到央行、财政部、发改委等部门都在向市场释放积极信号，增加信心，鼓舞士气。很多事情今年来不及干，可以明年接着干，行动上不能操之过急，但政策信号的释放不能拖延。

对当前中央各部委推出的一揽子增量政策，我觉得大方向正确了，不足之处我们是可以加以弥补的，希望政府及早出台一个不仅能够鼓舞人心而且是一个比较系统、比较具体的刺激计划，这样大家能看清我们今后要往哪个方向走，要向哪个方向努力。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我们抱有信心。

（本文根据余永定教授10月17日在山东大学经济学院“薛暮桥大讲坛”上的演讲摘录整理报道，内容经作者本人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