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全媒体记者 孟秀丽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赵冬梅的新作《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近期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赵冬梅以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一代大儒司马光的成长轨迹、人生经历、社会活动为核心，讲述了其生命所跨越的自真宗、仁宗、英宗、神宗至哲宗这五个朝代的历史变迁，以及与其休戚相关的北宋政坛上如王安石、范仲淹、欧阳修、包拯、苏轼兄弟等巨星们的互动与恩怨纠葛。8月8日，受华青教育大讲堂邀约，赵冬梅做客青岛海天大酒店宴会厅，与岛城读者分享了她新作中对司马光代际北宋政治制度的理解与看法，并在会后接受了半岛全媒体记者的专访。赵冬梅表示：“北宋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群星闪耀的实质，是北宋士大夫创造出了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

政治文化“造极于赵宋”

小帝国的“大风范”

赵冬梅首先从宋朝的版图说起，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版图稍作对照，可以发现，“作为中国古代王朝链环中的一个主要王朝，宋是无法跟其前的两汉、隋唐以及其后的元明清相比的。就版图而言，北宋是一个小帝国，南宋更小。辽宋西夏金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各个民族自觉建立了自己政权的时期，是多个民族政权蓬勃发展的时期。政权与政权之间会有交流，也会有碰撞，而碰撞包括战争，它其实也是交流的一种，”赵冬梅表示，“人类文明史上的交流其实既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和平的交流，也包括当今世界同样存在的战争这个碰撞，它是一种不愉快的，但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交流。辽宋西夏金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政权并立的时期，同时并立的多个民族政权中，宋帝国只是其中之一。”

宋帝国是在唐帝国的废墟上建立的诸多民族国家当中的一个，是一个空间概念上的小帝国。“但是切不可以其空间概念上的小就忽略它的作用，”赵冬梅表示，“有识的学者对于宋帝国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其实是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的。这个空间概念上的小帝国对于华夏文明的发展却有着跨越时间的深远的影响力。这个跨越时间的深远的影响力，我称它为‘小帝国的大风范’。”

赵冬梅表示，这个“小帝国的大风范”，民国时期那些非常敏锐的大学者们早有洞见。“比如严复先生在给熊纯如的信里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史学家钱穆也曾在《理学与艺术》中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大学者陈寅恪先生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势。后渐衰微，终必复振。’陈先生、严复先生、钱先生虽然有一定的年龄差异，但他们是在一个大的代际里边，那个时代的人是从传统中走出来的、第一批走出国门看世界的人。他们携着深厚的旧学修养去迎向欧风美雨的洗礼，在中西之间，在新旧之间，他们深厚的学养和在不同文化猛烈撞击之下所激发出来的创造力，以及他们在中华民族刚开始融入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社会时那种强烈的民族情感……被这样一些情感激励着，被这样一些思想冲击着，他们极具创造力和洞察力。那个时代，严肃的学术研究、现代范式的学术研究刚刚开启。”

三位大学者基于个人相对主观的判断和观察，开启了后来的学术研究。站在过去百余年学术研究积累的基础之上，赵冬梅做出了自己的判断：“我认为就政治文化而言，宋代达到了整个帝制时期的最高峰，曾经取得了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整个帝制时期指的是公元前221年到1911年，在这段历史时期之内，赵冬梅认为，就政治文化而言，宋代达到了帝制时期登峰造极的高度，“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但仅限于帝制时期。这个高度，我把它总结为它取得了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

“士大夫之治”成于政治宽容

千古风流人物耀华夏古今

讲座现场，赵冬梅展示了2020年故宫博物院千古风流人物大展的一张展板——“苏轼的朋友圈”。核心人物是苏轼，其上与他相关的诸多名字如家人苏洵、苏辙，唐宋八大家里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著名词人秦观、黄庭坚，著名画家米芾、李公麟，同事司马光、范仲淹、蔡襄……个个耳熟能详辉耀古今。“这张图曾经被很多人开玩笑，说是‘背诵天团’。这些名字过了1000年还被我们记诵，还和我们之间有着精神交流，他们曾经生活在同一片星空之下，那就是大宋的星空，”赵冬梅表示，“此间有千古风流人物，耀华夏古今。再过一千年，只要汉字在，汉字所承载的文明在，大家还会记得苏轼。而且随着中国继续向前发展，我们对传统文明的精神层面、物质层面的深入挖掘，苏轼这个名字将会影响世界上更多的人。”

从苏轼的朋友圈，我们看到了一个华夏群星闪耀的时代，“可见，苏轼的时代一定是个极了不起的时代。那个了不起的时代得益于这样一群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是士大夫。”赵冬梅表示，那是以士大夫为主流的官僚集团所造就的新型政治形态，刘子健先生在《中国转向内在》中阐释，“他们是文臣中的儒臣，守原则，重理想……对‘道’的最高追求始终要重于他对官僚生涯的渴望。”

赵冬梅介绍说，在科举取士不问门第的宋代，那些受过良好的儒家经典及相关知识教育的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进入北宋官场，成为官僚队伍中的新人，“这一群新人创造了新的政治、新的文化，‘华夏群星闪耀’的本质就是北宋的这群新人，他们创造出了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这群人以儒家的修齐治平为理想，有着深厚的家国情怀，有着大忠之义，以道事君，可以‘从道不从君’。大忠之臣本着对江山社稷负责任的态度，有意识地纠正皇帝所犯的错误，使他的行为、判断更符合朝廷、国家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就如苏轼所说，大忠之臣‘以救时行道为贤’，他们敢于告诉皇帝你错了，敢于让皇帝不开心。其实这是非常难的。”

活动现场，赵冬梅分享了自己小时候在课堂上当众指出老师错误的往事，经年之后她才意识到当初老师的宽容有多么可贵，“小孩没有做错什么，但是老师在当时却表现出了伟大的包容心。他值得赞美，值得所有做老师的人学习和敬佩。”赵冬梅告诫大家，闻道有先后，要保持谦卑之心，保持开放之心，要有容人之量。“我认为宽容可能是我们最后习得的一项美德。而且很多人可能终生未曾习得这项美德。”

赵冬梅表示，北宋的士大夫有批评的精神，而皇帝有容纳的量，这就是她新书题目中的“宽容”，“这是皇帝制度之下宽容的政治，毫无疑问跟开国皇帝有莫大的关系。”在赵冬梅看来，赵匡胤对于生命的珍惜，以及从乱世走出来后对于秩序的追求，都体现在以赵匡胤为代表的开国一代政治家身上。“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后，赵匡胤跟他的军队约法三章：不骚扰太后和皇帝，不伤害宰相大臣，不掠夺开封城里的百姓。因而，这支军队整军自仁和门入，安安静静完成了改朝换代。到了南宋之后，传说有一个太祖誓碑，上面刻着赵匡胤的政治遗嘱，就是要善待后周的子孙，还有不杀大臣、不杀言事官的两个底线，保住了士大夫集团的体面。士大夫集团骨气的树立，一定是以生命得到尊重为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