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鸿雁

2024年6月22日，在澳大利亚黄金海岸举行的第74届国际传播学会（ICA）年会上，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张国良获颁B. 奥布里·费雪导师奖（B. Aubrey Fisher Mentorship Award），成为获得该奖项的第二位华人学者，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大陆学者。

费雪导师奖由国际传播学会（ICA）于1988年设立，旨在表彰在学术、教学和指导学生方面表现卓越、堪为楷模，并对传播学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杰出学者、教师和顾问。张国良老师获得这一实至名归的国际顶级大奖，受到海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

此前，我刚读了张国良教授的学术自传《我心依旧》，书中他以朴实真挚、娓娓道来的方式讲述了他48年的从教经历和学术生涯。作为中国传播学兴起的亲历者、见证人和学科带头人，自20世纪90年代起，他大力推动传播学在中国的健全发展，通过建设国家传播学重点研究基地、创立中国第一个全国性传播学学术团体、举办中国第一个在世界顶级学术平台上召开的专题论坛和区域性大会、培养和训练出中国第一批传播学博士。在教书育人方面，他培养了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共计159人，其中，多人成为新闻传播学界的中坚力量，包括25名教授，4名国家级人才计划获得者，1名教育部文科重点基地主任，5名学院院长。

与张国良教授著作等身的学术成果相比，这本篇幅不大的自传秉承了他言简意赅的一贯文风，以时间的脉络串联起少年梦想、农场岁月、大学光阴、东渡留学、学术道路、师生互动和学科发展之生命历程里的重要节点，同时，又由点及面地回望了大时代的背景、中国传播学的跌宕起伏和他对为师为学的深思熟虑。与很多洋洋洒洒的自传相比，此书似乎让人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很多地方点到即止。全书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煽情的语言，更多的是平和的表达，客观而真实的叙述，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平实文字中，可以感受到张老师饱含激情的生命能量和强大气场。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境，还是在学习、工作中面对挑战，他都是不急不躁，游刃有余。

有幸了解书本外的张老师，在我看来，他就是这样一个独特的人——温和中迸发着力量，坚定，但从不咄咄逼人，既有立场、有个性，又待人平等、和善。

对有志于走上学术道路的年轻人来说，这本书可以说是一本事业指南，因为张老师的成长史生动地演绎了一名成功的学者是如何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做出正确抉择的。

和那个年代的很多人一样，张老师也经历过大时代的考验。他出生在上海，少年时曾随父母在香港生活，10岁时才回到上海，小学毕业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学毕业时不得不到江西军垦农场度过种田岁月，直到1973年考取复旦大学新闻系才得以返回上海。他说，“年仅16岁的我，从事了种水稻、修水库等繁重的体力劳动，并在耕作之余，借着昏暗的灯光，时不时温习全套初中和高中的教材。”这段叙述平静、简洁，却让人难以忘怀。

进入复旦大学后，他开始了自己的开挂人生。看似一帆风顺的成长历程，顺势而为的人生选择，其背后都有着张老师的理智思考和踏实选择。如他最初从事的新闻理论研究、东渡日本学习过程中对大众传播学的了解，以及报考历史系研究生的跨界深造等抉择，都在冥冥中指向了交叉发展、国际化的学术发展方向，为他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一步步地做好了铺垫和准备。

和很多人一样，他也曾几次站在十字路口。如1985年是选择读新闻系还是历史系的研究生？1991年博士毕业后是选择研究历史学还是传播学？2005年是选择留在复旦大学还是到上海交通大学开辟新的天地？他都听从内心深处的声音，做出了果敢的决断，并为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他是幸运的，因为他得到复旦新闻系、历史系众多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提携，尤其是他的博士生导师吴杰教授。他如此写道，“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位中国著名历史学者的生存写照：清贫度日、淡泊名利，唯热衷学问，乐此不疲，诲人不倦。”

他笔下的导师吴杰谦和睿智，有容乃大，张老师何尝不是如此。张老师把这种对学问孜孜以求，对学生诲人不倦的精神，延续到他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格外令人动容的是，书中他和学生们的相处与互动。正如他在学习期间每周拜访导师，在书房里聆听教导，此后张老师在自己做导师的时候，也让学生到家里举办读书会，共同探讨学术的真理。在谈到培养学生时，他就如何平衡师生关系，提出了两个重要原则：知行合一和教学相长。他关注学生的兴趣，提倡多元的方法，当然也获得了可喜的结果，还与学生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到20世纪90年代初，当他从青年步入中年之际，已完成了三个方面的转型：由新闻学者转变为传播学者；由日本/历史研究为主转变为中国/现实研究为主；由思辨/定性方法为主转变为定量方法为主。

在此书中，他对学科建设、学会建设、学院建设、人才培养都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例如：在学科建设中，强调挖掘内部潜力、加强队伍建设、引入外部资源等战术性的思考；在学院建设中，强调目标立院、人才强院、制度治院、人气兴院的先进文化理念；在人才培养中，他特别提出持之以恒的毅力、批判反思的精神和兼容并包的开放心态以及风骨的重要性。

从1990年代开始，他作为个体与适应时代潮流的中国传播学之间的互动频繁展开，不断向着更开阔的学术领域、国际范围拓展。2006年，他调入上海交通大学，2006-2013年任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迄今在国内外出版著作50多本，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继1998年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2002年获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2003年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提名）导师奖之后，又于2011年获台湾星云新闻传播教育杰出贡献奖、2018年获范敬宜新闻传播教育良师奖，直至2024年获国际传播学会（ICA）费雪导师奖等多种荣誉。

面对鲜花和掌声，张老师报之以他一贯的谦逊与平和。在这本自传的最后，他如此写道：“我本散淡之人......为大家做的其实很少，而大家为我做的太多。”他细致地记录了一路走来帮助过他的老师、友人、领导、同事，以及与他同患难、共欢乐的学生，这样的胸怀让人深为感动。

我在2001年有幸到他门下攻读硕士，硕士毕业那年，我在外出实习的时候摔了一跤，把左腿半月板摔坏了，不能走路。当时，正好赶上写作毕业论文，特别心焦，张老师帮我及时调整方向，找来了有关美国互联网发展的最新资料，让我学习，写成论文，并结合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情况，一笔一划地帮我修改论文。我至今仍记得张老师给我改过的文章，留下了密密麻麻的红笔修改痕迹，把我拖沓的文风改得简洁清晰且有逻辑力量，最后我得以顺利毕业。

2017年，在媒体工作多年后，在张老师的推荐下，我有幸回到校园，跟随研究山水画的李钢教授攻读设计学博士学位，这次虽然没有机会再回到张老师的门下，但李钢老师和张老师的办公室仅有一墙之隔，故我也有很多机会向张老师请教。在经历了多年的媒体工作之后，我愈发感到了张老师身上那种温和而坚定的力量的可贵。他在学术上的坚持，在教书育人上的包容和智慧，以及他在为人处事上的低调与亲和力，让我有了更深的体会。

比起很多优秀的同门，我并不突出，但也总能感受到张老师的温暖，他会很周到地照顾到每个人的感受。他一直关心着我的成长，在我碰到困难的时候，和师母龚老师一起倾听我生活和工作中的问题，帮助我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当我向他汇报收获，或提出人生困惑时，他告诉我，他的准则是“以出世心做入世事”。

他曾担任传播学院院长，事务繁忙，但他从不会让人有拒人千里的感觉。张老师在学术指导过程中，宽容耐心，善于倾听，又总是能一针见血地给出明确的建议。他的讲话，从来简洁而有力，富有逻辑性。一开始你可能觉得他的讲座不是那种力量型的，但很快你就会被他娓娓道来的表达方式所吸引。他总是能发现问题，指出方向，但又从来不让人难堪。

他对中国传播学的发展有一种高度的热诚，他在传播学领域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每每碰到新的社会现象，涉及传播学的问题和理论，他都会兴致勃勃地与周围的亲友展开讨论，语调上扬，指出该课题值得深入研究，由此听者也就会被带动起来。2023年12月26日，他合上厚厚的教科书，上完自己48年从教生涯的最后一课，离开自己热爱的讲台，继续自己年轻时的梦想，用画笔描绘生活。

张老师曾说，“育人”重于“教书”，“身教”重于“言传”，“授渔”重于“授鱼”。他的人生，就像我在南方看到的大榕树，根深、枝繁、叶茂，让人敬重。

（本文作者为深圳报业集团深圳市创意文化中心副研究员，设计学博士）

2024年7月

《我心依旧》

张国良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