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宪春（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教授）；赵雪松（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4年第7期 

导  读

本文拟基于我国当前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语境，以具身性为观照的视角，对信息传播的具身转向进行探讨。

一、引言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人的延伸”，强调作为信息载体的技术本身所携带的物质性特质，成为世人理解媒介的一种重要向度，他进一步指出“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1]，认为在特定技术条件下，“都有一种重要的媒介界定了社会的本质”[2]，表达出一种隐性的核心关切——对技术浸润下人之身体感官的重视。由此，“身体”成为理解“人—媒介”“人—技术”互构关系的重要视角。

随着“沉默”的身体被唤醒，原本在各自领域若隐若现的“身体”知识在传播学这一交叉学科中实现了“复活”与“逆转”。莫里斯·梅洛-庞蒂提出“具身的主体性”概念，从知觉的角度界定人的自我存在。[3]米歇尔·福柯则将“身体”视为权力作用的对象，社会主体的自我确认涉及一整套规训的技术。[4]彼得斯提出身体“在场”与“缺席”的意义问题，为传播学研究中的“身体问题”定下基调。[5]

身体与元宇宙、智能传播、认知等相关联，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胡泳等认为，元宇宙外在以VR、AR等技术装置作为人类感觉器官的延伸，内嵌以赛博格化身作为后现代数字文化的主体，因此呼吁着一种更加多元的身体观。[6]彭兰认为身体与空间的关系是我们讨论元宇宙绕不开的话题，而技术的不断发展，也会不断刷新我们对虚拟空间中现实身体如何呈现、如何作用的认识。[7]胡翼青等指出，当下具身性研究出现了传播的具身性和媒介的具身性两条路径，前者关注在场与缺席、具身与离身等二元范畴，后者则看到媒介在连接人与世界时的消失和退隐。[8]杜丹通过聚焦人们在技术的支持下具身地在虚实交织的社交场景之间往返、穿梭与停泊，探讨了新冠疫情期间人们远程交往的具身行动和体验。[9]诸多研究从不同视角探讨了具身性问题，随着媒体深度融合，“身体”在整个信息流通、身份塑造和关系建构过程中被置于何种位置以及承载了何种意义成为传播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拟基于我国当前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语境，以具身性为观照的视角，对信息传播的具身转向进行探讨。

二、媒体深度融合与信息传播的具身转向

（一）探寻“深度”：“技术—文化—人本”

自2019年以来，我国媒体融合进入纵深发展阶段，我国学界普遍认为媒体融合不仅是传统媒体与时俱进的求变路径，更事关主流引导力、信息化建设等社会核心议题。[10]以建构主义的视角看，媒体融合至少从技术、文化和人本三个层面带来人们审视媒体、社会以及自我的观念线索。

其一，技术是理解媒体融合的基础维度。美国学者普尔提出媒体融合“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11]。蔡雯强调“在数字技术与网络传播推动下, 各类型媒介通过新介质真正实现汇聚和融合”[12]。事实上，与其说是数字媒体积极参与到原有媒体生态的改革与融合当中，不如说数字媒体本身以“吸纳和吞噬”[13] 的姿态颠覆了既有的媒体格局，“新”媒体并非旧媒体的脱胎换骨，而是它本身代表了一种有别于以往所有媒体的逻辑与秩序。

其二，媒体融合生产出新的媒体生态与文化。亨利·詹金斯从文化的层面来描述媒体融合，所谓“融合文化”就是“新媒介和旧媒介碰撞、草根媒介和公司媒介交汇、媒介生产者的权力和媒介消费者的权力以不可预测的方式互动”[14]。在他看来，媒体融合的关键在于创造了不同媒体边界消融的中间地带，在这种模糊的领域中以往固定的创作者权力被消解和分散，受众抑或消费者积极参与到内容生产与传播分享当中。互联网天然具有多元、开放、交互的特质[15]，克莱·舍基用“未来是湿的”描述互联网空间无限的创造可能性。在当下看来，也正是这些特质颠覆了既往中心化的媒体传播格局，用户具有了更为强大的自主行动能力后不再遵循传统媒体所圈画出的陈规旧习，而是寻求彼此间的联系与认同，在公共性的媒体言论场域之外开辟出网络亚文化的趣缘盛景。喻国明曾提出“谁掌握圈层，谁就掌握传播驱动的主控权”[16]，无可否认，文化圈层已成为当下网络社会中激发内容传播力的重要赋权装置。

其三，媒体融合进入“深度”阶段，以“人本”为归宿。在整个媒体融合进程中，“人”始终处于核心位置并表现出持续的“融合”潜力。[17]海德格尔认为技术是一种“解蔽”实在的方式，与“自然地”呈现有所不同的是，人类通过技术来揭示世界所获得的“物质资料”被深深打上人为的烙印。[18]媒介技术本身就蕴含着一种“中介化”人类认知的隐喻，李普曼的“拟态环境”和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理论都指出媒介对人与社会观念的塑造能力，媒介的发展不仅仅带动产品迭代和技术创新，更潜移默化地渗入人们的社会生活与意识思维当中。

随着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深度媒介化已然成为人们的基本生存状态，社交媒体串联起人们的私人生活与公共交流，智能移动设备成为一种附着于人体的“技术义肢”，而5G技术、VR穿戴设备等前沿科技方兴未艾，社会生活是被架构在媒介之上的。从“人—技术”互构的视角审视，媒体深度融合使得人们身处传播链条的不同端口，自身被卷入融合的过程中，难以置身事外，成为媒体融合网络框架中的分布式节点。[19]

（二）重回“部落”：数字视听时代的具身转向

人类开展信息传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的部落歌舞，这种早期的集体仪式依靠参与者的肢体动作和独特歌咏塑造了具有一定内闭性的视听情境空间，使部落成员形成对所在群体的强烈归属与认同。梅洛-庞蒂认为“眼睛实现了向心灵开启非心灵的东西”[20]，通过描述人的视觉感知与主体存在之间的紧密关联来阐释其具身主体性理论，凸显出视觉在塑造人的整体感官知觉当中的重要作用。而声音“总是形成一个将听觉主体沉浸其中的环境”[21]，听觉感官具有临场的感染力，带来真实的感官体验。

然而长久以来，一种以不断强化传播者与视听内容关系为核心的“专业性”理念造成信息传播实践的“离身化”。戏剧是一种古老的视听传播形式，相较于原始部落时期的集体参与，戏剧以专业的区隔划分出表演者与观赏者的二元关系，在表演的过程中台上与台下构成两个相互依存又彼此对立的物理空间，这种身份与空间的双重“分离”，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促进了视听表演艺术的发展演化，但同时也造成了表演者与观赏者双向的互存焦虑和“跨区隔性”倾向。[22]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的涌现使这一分离的趋势更加严峻与复杂，新的信息传输技术将原本现实场景中的表演舞台转化为千家万户中的电视画面，“观看”的场景由剧场、影院等公共场所转移到相对私人化的家庭空间。约书亚·梅罗维茨将场景从以往的物理空间阐述框架中解放出来，将“场景”视为一种“信息获取”的区隔，在一定的场景空间中人们遵循着一套行为模式并共享信息[23]，而电子媒介模糊了以往所固定的具有特定信息互动模式的现实场景的边界，混乱无序的信息引发了电子媒介使用者对社会角色认知与自我身份确认的困扰。简而言之，电子媒介看似提供了更丰富和灵活的视听内容，实际上却将观看者固化为视听传播中被测量和被规训的“他者”。

数字媒体塑造了全新的媒介逻辑与媒体生态，在数字化驱动下，视听文化呈现出明显的“生态转向”和“用户转向”。[24]智媒视听生态下，以往少数精英垄断的专业生产内容（PGC）成为众多内容生成传播模式之一，用户生产内容（UGC）的崛起使每个用户都可能成为立体化视听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彼此连接，互相沟通。同时，用户对视听内容的“观看”不再遵循以往全盘接收的被动路径，而是基于一种“介入式审美”[25]，不仅精心“挑选”视听内容与构建自己的视听经历，而且积极地“再生产”出有别于所依托素材的全新视听叙事。信息传播中显著的“参与性”特质很难不使人联想到原始部落时期同歌共舞的古老视听景象，数字信息技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以新的技术形态回归部落时代。

在深度“视频化生存”的时代，铺天盖地的视听内容联结起媒体用户的社会生活[26]，个体的日常行为和人际互动乃至公共领域的话语交流无不为数字视听所浸透。据此，当下的信息传播存在一种“具身转向”，即每个视听用户个体被深度卷入以数字化和媒介化为特征的数字视听文化当中。一方面，这种具身视听体验有望将人们重新拉回全感官临场的主体间生存状态，消除交流障碍；另一方面，技术的嵌入使具身视听体验呈现更为复杂的样态，深刻改变了人的自我感知以及自我与外界的关系。

三、场景与具身：信息传播的感知与升维

按照媒介延伸论的观点，传统意义上的视听媒体主要延伸了人的视觉与听觉。而在数字工业时代，媒介文化的运作方式由“阅读”“观看”向“体验”过渡[27]，对于用户而言视听内容的获取不仅仅用于满足娱乐等即时性需求，同时也成为界定自身存在的重要途径。深度沉浸式的视听体验营造出高度拟真化的数字视听场景，激活用户整体性的具身感知，并且一定程度上使触觉、嗅觉等其余感官缺席，制造出虚拟空间中全感官具身在场的数字幻象。

（一）场景构建：沉浸感的赋予和投入

场景的搭建与确认是实现信息传播中具身体验的前提，在知觉现象学的理论图景中，所谓“具身的主体性”强调的是“心智、身体以及环境”三者彼此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28]勒温认为“场即生活空间”，是行为个体与环境组成的整体系统。基于当下迅猛发展的媒介技术，以斯考伯与伊斯雷尔为代表的“技术学派”成为场景传播的重要理论资源[29]，提出移动设备、社交媒体、大数据、传感器与定位系统构成实现针对个体化目标用户进行实时场景化服务的“场景五力”。[30]

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场景所关涉的是以人（用户）为中心的由各种关系交织形成的意义空间，使得原本具有强烈物质性指向的现实场景概念向着数字空间中的虚拟场景转化。值得注意的是，虚拟数字场景并非架设在人们主观臆测当中的虚幻空间，而是呈现虚拟与现实相融的状态。要打通虚拟—现实之间的隔阂，“沉浸感”是关键的指标，“沉浸是具身认知发生的基本情境”，其最终目的是达到“认知内化的无意识状态”。[31]在当前的信息传播实践中，利用技术增强用户沉浸感体验已经司空见惯：一方面，使用外部接入式硬件设备提升观看者的视听体验；另一方面，视听内容创作者不断融合最新的视觉呈现技术强化内容表达，唤起受众深度的沉浸感和共情效果。[32]

同时，数字化视听场景的搭建并非创作者或传播者一方的独角戏，用户亦参与其中，在技术赋权下对丰富的网络视听素材展开“游猎式”利用与再生产，从而围筑个性化、私人化的视听场景。如河南卫视“奇妙游”系列节目基于开放性的传播理念，主动将节目的精彩部分剪辑成可供用户分享和再度加工的短视频片段。抖音、B站等社交媒体上基于“唐宫夜宴”热度标签下的唐宫夜宴仿妆教学、唐宫夜宴同款风格穿搭分享等大量后续的视听作品，与《唐宫夜宴》节目本体的关联度不大，而是反映了用户自身的审美趣味与创作力。[33]这些带有鲜明个性印迹的视听表达“为个体彰显其存在感和个人信息存档提供了可能”[34]。同时，这种“参与式”行动进一步使用户投身到数字视听场景当中，在不断的自我观赏与重复确认中模糊了虚拟与现实的边界。

由此，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信息传播为每个用户个体塑造出可供其栖息和行动的场景空间，而这种深度沉浸式的视听场景也具备了更为深刻的主体性内涵，用复杂交错的视听网络关联起人们在数字化生存中的具身存在。

（二）涉身体验：全感官在场的可能性

在沉浸式的数字视听场景中，用户的具身体验并非仅是对视听画面内容的感官摄取，而是在场景中不断地感知与界定自身的主体存在。在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信息传播中的视听画面本身并非知觉的面向，而是“视觉已经被一种意义占据着，意义把在世界的景象中和在我们的生存中的一种功能给了视觉”[35]。人们对视听内容的体验和感受指向了一种“存在”的意义，“身体既可作为经验着、知觉着的主体，亦可作为被经验着的、被知觉着的客体”[36]，身体在视觉发生时发挥着主体作用，人通过技术的“集置”不断地遭遇与揭示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的存在和意义指向。因此，视听画面场景的存在、视听文本对象的存在以及自我的存在，将人的感官认知重新置于结构主体的核心位置，而“知觉产生于某一事物对身体、身体对心灵的作用”[37]，通过技术赋权下的身体发挥作用，将感知者和世界紧密地联系起来。

进而言之，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数字化视听用户以自身知觉感官的接入获取高度沉浸的视听体验，用户们积极地向数字视听服务“交付”自己的身体感官。感知主体通过身体察觉到了世界，虚拟数字世界的强势覆盖激活了人们的具身感知，由此，在高度拟真化、沉浸式的数字视听场景下，体验者的全感官在场成为可能。

四、身体想象：信息传播实践的数字主体

承上所述，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信息传播依靠视听感官的深度交互营造出沉浸感，并进一步激发出用户对数字化身的想象。由此，现实生活空间与虚拟视听场景的融叠塑造出虚实混融的身体，碎片化的视听信息流瀑则引发不断破碎重组的身体，而技术、社会结构性权力、文化等多元要素的嵌入激活了开放融合的身体。

（一）实在边界模糊塑造虚实混融的身体

数字虚拟空间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所生活的现实物理空间的投射。然而，基于当下的信息传播实践，现实生活空间与数字虚拟场景的边界不断模糊。一方面，人们的数字视听生产与消费以现实为基底，无论是抖音所呼吁的“记录美好生活”还是快手倡导的“拥抱每一种生活”，都体现了当下数字视听文化对人们生活世界的中介与再塑倾向；另一方面，移动化、数字化的视听内容填补了人们现实生活的缝隙，并且取代了传统大众媒体的社会规范功能，成为人们反思与调整自身社会行为的重要参照。“经验”是客观世界物质性流动的折射，[38]不同于以往媒体“先验”的传播，以短视频平台为代表的智能媒体信息传播凭借媒介技术消除时空的异质，在具身的共在中实现社会经验的流动与转换。智能移动端及App的发展使得人们化身为无缝实时在线传播网络中的一个节点，穿梭于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兼有多元虚实身份，形成自我感知和社会感知的具身体验。

进一步而言，在日益常态化的数字化视听具身体验中，人们的身体感知呈现出虚实混融的状态：以往人们用现实生活的经验与知识对照数字虚拟世界，而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用户以媒体呈现出的视听景观衡量现实世界。长期浸润在数字化视听体验中的用户，不仅其赖以存在和进行自我评价的经验性知识同时来源于现实生活与虚拟视听实践，甚至人们的日常行为也越来越难以在某一空间单独展开，必然呈现出“现实—虚拟”身体实践的双重线程。

（二）碎片视听流瀑引发破碎重组的身体

数字化视听平台通过技术赋权鼓励公众积极参与到视听内容的生产和传播中，大大丰富了数字视听平台的内容呈现。但是，当下视听平台的内容创作不再是深思熟虑的精心“包装”，而是近乎于彼得斯所言称的随性撒播。[39]相较于视听内容的规模扩张，视听媒体自身的生态文化转向带来了更为深远的影响，传播的碎片化是这一过程中的显著表征，所谓“微视听”便是形容当下用户对视听影像“短平快”的碎片化接收倾向。[40]

如果说赛博空间为视听用户数字化身的行动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疆域，那么当下碎片化、非理性主义的信息生态则从时间的层面将用户的数字身体不断切割与重组。诸如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的运营策略不是以质取胜，而是根据用户身份属性和行为痕迹将海量内容运用一定的算法过滤和排列后交由用户裁决，用户在碎片化的视听信息冲击下持续着破碎与重组的循环。

（三）多元要素嵌入激发开放融合的身体

承上而言，人们在视听场景中的数字化身与周遭的环境不再是严格的主客分离关系，而是处在一种动态融合的趋势中。“身体”不再是一个清晰可见的视觉形象，而是与人们的“在世存有”息息相关，心智、身体、环境在互动中日益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41]换言之，人们数字视听体验下的具身存在并非本质使然，而是多元建构的结果，技术、社会结构性权力、文化等要素的嵌入深刻改变了用户的自我身体想象。

首先，技术的嵌入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身体感知。作为人们感官和肢体的延伸，智能化移动设备扩展和限制着人们对自身和外界认知、体验的可能。唐·伊德认为，在“技术具身”的视域下，技术一方面中介了人的感知，另一方面却将这种中介的知觉化归为日常实践的尺度，技术与身体成为知觉主体感受外界的整体。[42]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借助智能移动设备而展开的视听实践过程，也不断地构建着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中身体感知新的标准依据：肉体本身并非具身性的唯一感知凭证，数字化（数据）存在反而可以同时在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发挥作用。

其次，社会结构性权力的嵌入进一步制约人们在虚拟视听场景中的身体行动。网络并非实现平权的乌托邦，数字视听平台的算法推送系统正是社会既有结构性力量的网络化表征，将用户的视听体验置于预设的路径。克里斯·希林强调具身性主体“在感觉上、感官上介入社会生活的结构性特征，使其能够以特定方式依附于或摆脱所处环境”，最终“重塑身体”。[43]因此，人们在数字视听场景中恣意放松时，实际上同样处在社会既有结构的拘限与规训中，其数字化身体的生成与行动已然带有现实权力关系的烙印，并成为身体行动的重要依据。

再次，文化要素的嵌入赋予人们具有共通意义的身体标识。虽然虚拟空间和物理空间存在差异，但是行动者依附特定群体，从而获得身体标识，使得人们在不同视听场景中彼此交汇交流成为可能，正是在多频次的具身传播中，多种外部要素不断嵌入，具有特性的身体标识被固定下来，内化于身体中，继而在多元化场景中发挥作用。换言之，视听用户的具身实践在片刻的时空间隙中乍现建构的痕迹；而在具身化信息传播中，技术、权力、文化等因素的效力必然落到身体的层面。由此，随着媒体深度融合的发展，视听用户的身体实践被进一步激活，呈现出向外开放与持续融合的态势。

五、回归人本：信息传播的具身面向

随着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其重心从介质、技术、机构等融合转向生态构建与人的融合。2021年被称为元宇宙元年，2022年末ChatGPT的应用使得AIGC进入新的阶段，本质上描绘了一种当下学界与业界对于“媒介化”进行想象的理想形式，也是未来社会的愿景形态[44]，其逻辑核心体现了“从信息转移到人”的转变，由此，人的具身存在既是“数字孪生空间”的源头，也是媒体深度融合的归宿。当人自身的卷入与行动构成了媒体深度融合的内核，纷繁多样的信息传播也回归了人本的维度：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信息传播从用户自身的体验与感知出发，最终以用户自身的愿景与诉求的实现为归宿。

首先，无数用户个体成为构建庞大数字虚拟空间的分布式节点，用户通过对数字视听内容的接触与沉浸式消费构筑私人化的场景空间，并经由社交网络互动实现人的联结与场景的“共在”[45]。

其次，人们介入数字视听空间的方式从传统意义上的“观看”转变为具身视域下的体验，强烈的临场感激活了整体性的感官知觉并重塑了我们对数字化身体的想象，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与自我感知。

再次，信息传播所包含的拟真、参与、互动、共享等表征属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的内心诉求与内在追求。在回归人本的“融合”逻辑下，人们的数字视听实践不应被视为简单的信息获取，而是以涉身的方式重新建构起自身与世界的联系。

因此，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知觉主体的行动者总是将自身置于场景的中心，并在一种意义的自在中重新发现与审视自我。在《数字化生存》中，尼葛洛庞蒂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人吃东西时也需要戴着眼镜，因为当人们能够清晰看到时，食物显得更加美味可口。[46]在如今的信息传播中，我们似乎也能找到该故事的“翻版”：用户往往在进餐的时间段播放美食类视频，并在与弹幕的交互中实现与众多网友的“云端聚餐”。以现实批判的眼光来看，电子屏幕遮掩了人与人之间无法触达的距离，制造了虚假的时空共在。但是在具身体验的视角下，用户在信息传播中的行为永远以自身为锚点，与其说不同用户个体“交往在云端”，不如视为在各自意义场景的构筑中彼此相遇。

对于每一个用户而言，沉浸在数字视听场景中，原本固化的时空感知界限被突破与重塑。[47]随着媒体深度融合的发展，人们在场的虚拟体验并非“以假乱真”，而是创造出一种数字化生存的“真实”，同时作用于行为、经验与记忆。也正是在以人为本的指向下，具身性体现了“人的活力”，在日益智能化的社会生态中，不断地主动运用技术实现自身的发展。正如莱文森所说，正是人类自身的主体价值与能动性导引着技术的趋势，并创造出未来的社会图景。[48]因此，媒体深度融合是以“人”的融合为核心来承接以“技术”融合为核心的阶段，多元化的个体经验从被技术神秘化的压制中解放出来，驱动人的尊严、价值、创造力发挥作用，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们自身各种潜能的开掘与发展。

六、结语：数字具身的技术关涉与感知发展

随着媒体融合深入发展，以媒体为中心的介质、技术间的数字融合逐渐转向以人为中心的具身数字融合。这使得媒体融合回归到人的需求满足这一中心，在驱动媒体融合进程持续深化的同时，人的数字化生存逐渐成为常态，因而具身主体性的深化也面临着来自现实物质和精神维度的双重影响。

一方面，从物质维度看，人们对数字具身化的设想带有天然的技术关涉，因此人的自身存在面临着不断被媒介化的过程——AI、大数据、VR、云计算、区块链技术等成为人们交互获得社会认知的重要技术依赖，而功能强大的集成芯片、微传感器、智能终端等成为重要的技术工具，从被动地接收信息，转而主动地生成信息，单一个体具有了信息的价值，并在传播扩散中不断地提升这一个体的意义指向，从而在媒体深度融合中人的主体性得到技术赋权，人感知的范畴也在不断扩展。

另一方面，从精神维度看，融合技术形式上的感官接入与延伸并不必然实现具身本质上精神意识的突破，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的二元性仍然存在。过度沉溺于虚拟空间，可能导致个体现实空间交互的退化，“数字生命”的命题在扩展人们感知的同时，也会陷入新生命法则、生命根本意义、生存共同目的等被解构的冲突之中，造成个体精神维度的分裂。“触摸和时间，这两个我们可以共享但不能够复制再生的东西，是我们真诚的唯一保证”[49]，因而具身传播的发展可能使人们重新界定生命的根本意义和生存的基本形态。特别是基于多种智能技术构建的元宇宙，使个人可以从物理空间脱离，将精神生产依托于虚拟空间。此外，ChatGPT等智能化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突破强化了智能技术对整体人类精神成果的融合，“沉浸体验”“场景互动”“数据可视”“文字可听”“界面可触”中，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的融合使得人们的生理体验与心理状态的联系发生变化，带来完全不同的智媒生态。个体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生物学规定，而具身传播将驱动具备自我协调、动态平衡能力的系统的构建。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场域视域下的舆论生成机制研究”(批准号：19FXWB015)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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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高宪春,赵雪松.以身为锚：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信息传播具身性研究[J].青年记者,2024(07):4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