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故乡到异乡，从失去家园到书写颠沛流离的痛苦，从对故乡的无限眷恋到对战争、歧视、伤害的不断深思，诺奖得主古尔纳的小说有着学者式复杂又深刻的思考——

古尔纳：“痛苦”为何只增不减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3月5日抵沪后，非洲裔英籍作家、2021年诺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入住思南公馆，留下星光手印，并为中国读者写下寄语、录制短视频，算是见面礼。随后他进入紧凑而繁忙的采访活动中。

头发花白，不苟言笑，一口流利的英语，耐心而又严肃地回答大家轮番抛来的各类问题，话语里闪烁着人生睿智和深刻思考。第一场采访活动中，古尔纳给一群围坐的记者讲文学，更贴近他的另一个身份——大学教授。

从故乡到异乡，从失去家园到书写颠沛流离的痛苦，从对故乡的无限眷恋到对战争、歧视、伤害的不断深思，古尔纳的小说有着学者式复杂又深刻的思考。

童年听说郑和的故事

古尔纳首次到访中国，成为文坛大事。他的行程安排得很紧密，7天内完成上海、宁波、北京三地多场文学交流活动，与中国作家莫言、格非、孙甘露以及直播带货“顶流”董宇辉等展开多场对谈，还马不停蹄地接受媒体大咖的视频拍摄。古尔纳所到之处，众星捧月，满是鲜花和掌声，国内文坛和读者给予盛大又空前的热情。

很戏剧化的是，古尔纳在这有限的几天里，还迅速完成了生病到痊愈的过程。3月9日的宁波站一行中，他因病与读者失约，只能虚弱地躺在病床上通过视频向读者致歉，称自己正接受各种身体检查。作家的遭遇似乎与他此行多场对谈主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必须谈论痛苦”“讲一个故事，给离家的人”……在古尔纳的小说中，“他乡”与痛苦、创伤密不可分。

生病只是小插曲，古尔纳的中国之行其实精彩纷呈。他在上海享用了极具中国特色的素食，体验了打香篆；在宁波参观了世界文化遗产庆安会馆，看舞龙，畅游了天一阁；在北京则见到了同为诺奖作家的莫言，开心畅聊AI、创意写作。

“文化”和“交流”是古尔纳此次中国行的核心词，他在上海的首个公开活动中，通过大家耳熟能详的“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将故乡桑给巴尔的历史与中国历史联系起来。

考古学家在坦桑尼亚桑给巴尔的考古挖掘中发现，来自印度洋等各地的旅行者曾在此地相遇、交流、定居，而东非沿海的访客里就有著名的中国郑和船队。古尔纳还在演讲现场念了一段在书里读到的郑和所立《天妃灵应之记》碑中的话：“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诸夷域，迥隔于烟霞缥缈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者……”六百多年前，郑和以海上丝绸之路连接大洋彼岸的中国与东非，如今时空穿梭，和平使者郑和连接起这位在地球遥远一端的作家与中国读者的密切关系。

话锋一转，古尔纳用一段作家独有的细腻描述他与中国文明的关系：“我从小到大听说，我们曾与大洋彼岸的地方联系频繁。在海岸的一些地方沿沙滩行走，你会拾到青瓷碎片，它们产自中国，是郑和船队遗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在一些故事里，中国人没有随船队离开，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老实说，这类跨洋联系的故事听起来就像传说或神话，然而我每年在家门口看到的五彩缤纷的人类活动证据，让我相信它们是真的。”此时，历史与当下，真实与故事，个人经历与世界文明交融。

古尔纳想通过本次中国之旅，重拾对童年向往之地的认识和理解，再次获得许多美好的经历。

被挖掘出来的冷门作家

2021年10月7日，瑞典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古尔纳时，国内的作家和读者有些意外。这位出生于桑给巴尔的英籍作家，并不像其他诺奖作家一样早早成名，此前也没有获得过布克奖等大奖，甚至没有一部长篇小说被翻译成中文，只有几个短篇零星散落在非洲小说选中，就这几本选集也在多年前绝版。

古尔纳是近年来诺奖评选中对外承诺的“放眼世界”“多元性”“独特性”等评选标准的受益者。诺奖颁给他，是表彰其“对殖民主义的影响，和对身处不同文化、不同大陆之间鸿沟中的难民命运的毫不妥协和富有同情心的深刻洞察”。

当被记者问到“如何走上写作之路”“写作的起点在哪里”等问题时，古尔纳总是从他出生于殖民地，然后以难民身份前往英国，进而开启难民主题写作的人生故事讲起。

古尔纳的家乡桑给巴尔在历史上是德国、英国等国的殖民地，直到1963年英国才结束殖民统治。1964年，桑给巴尔推翻君主制，与坦噶尼喀合并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1948年出生的古尔纳，是桑给巴尔社会重大变革的经历者、社会革命的参与者，切身感受到了自己的民族经历殖民历史后的创伤。独立革命时期，“人们遭遇处决、监禁、驱逐”，年仅18岁的他与兄弟以难民身份逃往英国。他于1982年获得肯特大学博士学位，并入职该校从事后殖民文学教学和研究，直至退休。

写作，并不是古尔纳很小年纪就想做的事，“如何成为一个作家”“是什么促使我写作”，也不是他最开始的人生计划。“后来情况发生了改变。我花了一些时间，慢慢去想自己与写作的关系。那时候，我离开自己的家乡来到英国，在异国他乡的生活、环境等都变得非常复杂、非常艰难。我花了一定时间去理解自己的处境、梳理自己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写作的过程很困难，但这条路上并不都是困难，因为发自内心想要写，写作的过程也会觉得乐趣无穷。”

古尔纳23岁开始写作，第一部小说《离别的记忆》于1987年与读者见面，这部作品从写完到出版花了12年时间。他感叹：“如果不坚持，很有可能就中途放弃了。”此后他的《朝圣者之路》《多蒂》《天堂》等10部长篇顺利出版。他的作品都围绕非洲难民和移民讲故事，描述殖民影响下的苦难生活，以及“流亡”“离乡”“流散”之人的身份困境、面临的种族冲突。古尔纳对于后殖民时代以及移民生活的书写，采用的不是精英知识分子视角，而是大众视角，他小说的主人公，是逃离故土的水手、商贩、普通教师等。这种整体风格统一、创新书写视角的逃亡文学写作，受到诺奖的青睐。

获诺奖之后，古尔纳接受访谈，言语里满是惊讶：“我认为这是一个恶作剧，我真的这么认为。”再次被问到获奖后带来的生活、写作上的变化时，古尔纳称，得奖是很美妙的事情。但他之前不是一直在等这个奖，完全不是。“各种各样的人都会说今年可能是谁获奖，却从来没有人说今年可能是我，我也完全没有想到，是评委想到了。”诺奖的影响力毋庸置疑，除了可观的奖金、全球的认可，更重要的是读者变得更多，作品可以和世界上更多的读者见面，但这个奖项不会让写作从此变得不同。“作家圈有的人说拿了诺奖后就不再写了。但我不是这样，我的新书已经完成，明年就会出版。”

受写作主题的影响，获奖前古尔纳可以说默默无闻，直到获诺奖一年后，他除了在英国出版了10部完整的原版英语作品，在美国、法国只出版了小部分。而3月12日，古尔纳与董宇辉一场直播访谈，最高同时在线人数超过55万人，售出古尔纳作品第一辑2.2万套（11万册）。对文学来说，这又是一场破圈。对古尔纳来说，则收获了更多读者。

高频次抒写“痛苦”

古尔纳此行的多场交流活动，最终落脚到他最重要的写作主题上。古尔纳说：“伴我长大的，还有英国人和德国人的故事。他们如何在我们的土地上挑起战争，兵戎相见。从小到大，我都对关于殖民存在和殖民活动的历史叙述不满，它简化了我们复杂的文化。这种不满是促使我写作的动力之一。我在18岁那年离开了当时正处于动荡中的祖国，离别的经历以及渴望重拾对被我遗弃之地的认识和理解，则是另一重动力。”

在古尔纳的小说中，逃亡是苦难的，重建自我身份中的过往记忆是痛苦的，流散之后几代人的文化认同是历经内在撕裂的，这些都具体到小说中pain、suffering、distress、torment等痛苦相关词汇高频运用上。《海边》中pain出现了27次，suffer、torment等“更痛苦”的词汇高达70次；《砾心》中pain出现31次；《来世》中pain出现53次。作者笔下的难民、流亡、移民生活和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批判构成了其文学世界。

最受读者欢迎的小说《最后的礼物》中，年老的主人公阿巴斯一家是生活在英国的桑给巴尔移民，他一出场就生病晕倒，又经历多次中风，生命垂危之时，还有太多刻骨铭心的痛苦记忆折磨着他。这些痛苦记忆包括他逃往英国的经历，背弃故乡、恋人的亏欠感，以及之后在当地定居所遭遇的歧视。小说用细腻的情节描写和心理描写，写出“离乡”一代和二代心中永难愈合的伤痛。阿巴斯对自己的逃亡身份讳莫如深，同时又无法接受移居地的很多文化和风俗，就连去过一个生日的仪式感都无所适从。阿巴斯的女儿汉娜，也深受身份认同的困扰，她想要把名字改成英国化的“安娜”，她的母亲在男朋友家开设的医院里做清洁工，她则受到来自男朋友中产父母的隐形歧视和冒犯。英国不是阿巴斯的祖国，身体虽然在这里，但心灵的漂泊、流散感随着生命的终结愈加翻江倒海。

《天堂》写的是百年前处于德国殖民阴影下的桑给巴尔，男孩优素福被父亲抵押给商人阿齐兹偿债，从此跟随商队行走异乡，亲历生存之难。他困惑于阿齐兹的阴阳莫测，好奇于被深锁在花园背后的疯女人的窃窃私语，痴迷于旅途中那座火焰墙般的巍峨悬崖，作者借少年未经世事、不加滤镜的视角，将一个男孩的成长故事嵌于社会动荡、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中，书写殖民背景下的普通人的人生。

而《海边》这部小说里，古尔纳写了一个被迫以难民身份去往英国的桑给巴尔老人。“我是一个难民，来寻求庇护的。”古尔纳让主人公奥马尔如此自述。奥马尔受过教育，有一些钱，也会说英语，但是他知道，只有让自己显得像边检想象中的“难民”，才有可能被批准入境。他将难民的移民表述为“离开已然熟悉的环境，带着一点乱糟糟的行囊，藏着一点秘密和一点没有头绪的野心，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作品中充满了跨文化生存者心灵的伤痛及对未来不灭的美好希冀。

长年写作，小说中的“痛苦”为何只增不减？古尔纳说，他最新的小说《来世》的痛苦程度比过去的更高，这是部关于战争的小说。“我想到我父亲生命最后一年的时候，我看他一个人安静地坐着在看街道，我问他在想什么，他回答说，他在想那些让他痛苦的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生命经验的累积，我对人生有更多理解和体味，痛苦也会增长，我就会更多地写‘痛苦’。”

古尔纳的痛苦就是他小说中人物的痛苦。“我们有必要面对的还有一种历史理解。我们这代人是殖民主义的产儿，不同于我们的父辈，也不同于下一代人，至少所受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古尔纳到英国之后，这些问题变得越发清晰，英国人在写作和闲谈中讲述的某些故事，种族主义笑话引发的哄堂大笑，在商店、办公室或巴士的日常接触中面临的天然敌意等，面对这种冷遇，自己无可奈何，但随着阅读理解能力的提升，有一种意愿变得日渐强烈，那就是通过写作来反驳那些鄙视和贬低的人群给出的自以为是的判断。

（记者 师文静）